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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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序（第10页）

……当他们的佛朗米里忒斯为安里巴尔讲价钱的时候[55]。

……啊！

你不要使我与共和国不融洽[56]，等等等等。

这位诗神的心上，自有它的“先生，多美啊”

！

我们那位值得赞美的拉辛因为用了“狗”

这样的单音词[57]、还冒冒失失把那位克洛德放在阿克莉比勒的**[58]，他得称多少声“阁下”

、称多少声“夫人”

，才能得到原谅啊！

这位名叫墨尔波墨尼[59]的诗神生怕触及历史。

她让管演员服装的人去关心她所创作的戏是属于什么时代。

历史在她眼中是下品和低级趣味。

怎么，岂能让国王和王后也破口大骂？应该把他们王族的尊严提升为悲剧的尊严。

正是通过这种提升，它使亨利第四崇高化了。

这样，这位平民的国王被勒古维[60]先生洗刷得干干净净，他那句不文雅的话也羞惭地被两句格言从他嘴里赶跑了[61]，他被描写得像通俗故事诗里的少女一样，从他国王之嘴里吐出来的，只有珍珠、红宝石和蓝宝石；事实上，这些描写都是虚假的。

总之，这种落于俗套的高贵和风雅是再平庸低劣不过的。

在这种文体中，没有一点新发现的东西，没有一点想象的东西，也没有一点创造性的东西。

只有雕琢、夸张、老生常谈、中学生的佳文妙句、拉丁文的诗。

思想全是抄袭来的，上面还装饰着一些劣等的形象。

这个流派的诗人风度翩翩，犹如舞台上的王子和公主，他们在商店贴有标签的橱窗里，准能找到装银点金的服装和冠冕，这些行头只有一个不幸，那就是曾供一切人使用。

如果这些诗人不翻《圣经》，也并非没有自己大部头的典籍，如《诗韵大全》就是。

他们的诗的源泉，fontesaquarum[62]，就在这本书里。

谁都明白：按照这个流派的办法，自然和真实会成为什么。

在虚伪的艺术、虚伪的风格和虚伪的诗歌泛滥成灾的时候，能够漂浮起一些自然和真实的残渣碎片，那就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这种情形使我们的好几个杰出的文学改革家[63]犯了一个错误。

这种所谓的戏剧诗以它的僵硬、铺张和矫揉造作刺激了他们，他们便以为我们诗歌语言的要素和自然、真实是不相容的[64]。

亚历山大诗体使他们厌烦极了，于是，他们便不愿加以了解就对它作了判决，并且，或许过于匆忙就得出结论说，戏剧应该用散文来写[65]。

他们弄错了。

风格中的虚伪，也像某些法国悲剧中情节的虚伪一样，其责任不在于诗本身，而在于写诗的人。

应该受处罚的不是被采用的形式，而是使用这种形式的人，是使用者，而不是工具。

为了弄明白我们的诗在本质上并不妨碍自由地表现一切真实，也许我们不应该到拉辛的作品中去研究我们的诗，而应该经常到高乃依的作品中、更应该永远到莫里哀的作品里去进行研究。

拉辛这位神圣的诗人兼有悲歌性、抒情性和史诗性，莫里哀则是戏剧性的。

上世纪的恶劣趣味对戏剧这可赞美的体裁曾横加许多批评，现在正是该翻案的时候了，应该高声宣告莫里哀高踞在我们戏剧的顶峰，不仅作为诗人，而且也作为作家。

Palmasverehabetisteduas[66]。

要是我们可以按自己的心意来说说戏剧的风格应该是怎样的，那么我们希望有一种自由、明晓而忠实的韵文，它敢于毫不做作地直抒胸臆，毫不雕琢地表现一切；它以自然的步调由喜剧而到悲剧、由崇高而到滑稽；它有时质朴无华，有时富有诗意，就其总体而论，既有艺术加工也有灵感成分，既深邃悠远又出人意表，既宽宏大度又真实入微；它善于适当地断句和转移停顿以掩饰亚历山大体的单调；它爱用延长句子的跨行句而不用意思含糊的倒装句；它忠于韵律这一位受制约的王后，我们诗歌的至高无上的天恩、我们诗歌格律的母亲；这种韵文其表现方法是无穷无尽的，它的美妙和它结构的奥秘是无从掌握的；正如普洛透斯[67]一样，在形式上千变万化而又不改其典型和特性，它避免长篇大论的台词，而在对话中悠然自得；它总隐藏在人物的身后；它首先注意的是要适宜得体，并且当它成为“美”

的时候，好像只不过是偶然的事，并非由它自己做主，甚至自己也并不自觉意识到这点；它成为抒情的、还是成为史诗性的或者戏剧性的，这得看需要而言；它能掠过诗的各个音阶，从高音到低音，从最高尚的思想到最平庸的思想，从最滑稽的到最庄重的，从最表面的到最抽象的，从来也不超出道白场面的界限；总之，这种韵文就像是一个从仙女那里既得到了高乃依的心灵，又得到了莫里哀的头脑的人所写出来的那样。

我们觉得这种韵文会“像散文一样优美”

。

在这种诗和我们刚才作过尸体解剖的那一种诗之间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