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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序（第9页）

这也并不意味着要像人们现在所说的那样去渲染一些地方色彩，也就是说，不是要在完成了一部十分虚伪和一般化的作品之后，再在这作品上加上一些刺目的颜色。

地方色彩不该在戏剧的表面，而该在作品的内部、甚至作品的中心，它生动而均匀、自然而然地由内而形之于外，可以说是流布到戏剧的各部分，正像树液从根部一直输送到树叶的尖端一样。

戏剧应该弥漫着时代气息，像弥漫着空气一样，使人只要一进去或者一出来就感到时代和气氛都变了。

要达到这种境地，就需要一些钻研和努力。

钻研愈深、努力愈勤就愈好。

艺术的大道上荆棘丛生，这也是件好事，常人都望而却步，只有意志坚强的人例外。

正是这种为热烈的灵感所支持的钻研精神，才能使戏剧免于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一般化。

一般化是视野短浅、才气缺乏的诗人的通病。

从舞台的角度来讲，一切形象都应该表现得色彩鲜明、个性突出、精确恰当。

甚至庸俗和平凡的东西也应有各自的特点。

任何东西都不应放弃。

真正的诗人像上帝一样，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天才跟制币机一样，既能够在金币上也能够在铜钱上铸刻下国王的头像。

我们并不三心二意，而这正向有诚意的人们证明了我们是多么不想使艺术走样，我们毫不犹豫地把韵文看做是最适于防止戏剧遭受我们刚才所指出的那种灾难的一种方法，看做是阻挡“一般化”

泛滥的最坚固的堤防，这种“一般化”

与“民主”

一样，在精神领域里到处流泛。

年轻的文学界已经拥有这样多的作家和作品，但在这里请允许我们向它指出一个错误，我们觉得它已经陷进去了，不过，这个错误和旧派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谬误相比，就太值得辩护了。

新的世纪正处于茁壮成长的时期，在这时期里，人们能够很容易就把错误纠正过来。

在最近时期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戏剧诗流派，它好像是古典主义古老的树干上末尾第二个分枝，或者不如说，好像从腐朽之中繁殖出来的一种珊瑚，它是衰亡的先兆而非生命的征象。

我们看来，这一个流派的大师和始祖似乎是那位标志着18世纪向19世纪过渡的诗人，也就是那个长于描写和比喻的戴利勒[47]。

据说，他在晚年的时候常吹嘘说，他采用荷马那种列举的手法[48]，写过十二头骆驼、四条狗、三匹马，其中包括约伯[49]的一匹，还有六只老虎、两只猫、一盘棋、一场赌博、一张棋盘、一局台球、好些冬季、很多夏天、不少春天、五十回落日以及他自己也数不清的许多个黎明。

然而，戴利勒却进入了悲剧的领域。

他是最近盛行的一个所谓讲求风采、追求趣味的流派之父，（上帝啊，是他而不是高乃依！

）这个流派所说的悲剧，并不是老好人吉尔斯·莎士比亚[50]所说的那样，比如，它就不认为悲剧是各种**的一种源泉；而认为是一个方便的框架，专门用来解决这个流派在写作中所提出的一大堆关于描述的小问题。

这个流派的诗神不像真正的法国古典派那样摒弃生活中鄙俗卑劣的事物，它反而去追求它们，贪婪地把它们收集起来。

滑稽丑怪，被路易十四时代的悲剧视为恶友而遭到回避，但在这个流派之前则不能平安地通过。

“丑怪应该加以描写！”

也就是说应该把它崇高化。

卫队的场面、百姓的起义、鱼市场、关苦役犯的监狱、小酒店、亨利第四的“炖鸡”

[51]，对这个流派都是一大笔好财产。

它据为己有，它把这个流氓坏蛋洗刷得干干净净，并且在他卑劣的行为之上加上金光闪闪的装饰品：

Purpureusassuiturpannus[52].

它的目的似乎是要把一些高贵的标记加在这个戏剧的下人身上；而人物的一段段冗长累赘的台词，便是一个个证明其身份的了不起的标记。

在人们看采，这位诗神矫揉造作得出奇。

它习惯于在转弯抹角的文字游戏中自得其乐，确切的词汇有时倒刺激了它，使它感到厌恶。

把话讲得自然而然，它觉得会有失身份。

它指责高乃依，因为他竟讲得这样直率：

……茜墨勒，谁会想到这个？罗德利克，谁会这样说[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