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自然主义戏剧（第2页）

于是，到了左拉的时代，自然主义戏剧开始抬头。

左拉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三位剧作家的创作及其特点。

维多利安·萨尔都强调动作与布景，但人物只是没有生命的傀儡；小仲马善于虚构，但台词是那些令人生厌的长篇大论；爱弥尔·奥日埃富于人情味，但缺乏独创性。

与自然主义小说取得的成就，自然主义戏剧总体上并不令人满意。

左拉本着一种类比思维认为：“文学中各种门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进的。

一阵风刮过之后，一个震动发生之后，就会出现朝着同一方向的普遍推进。”

自然主义既然已经在小说中取得成功，它也必将席卷戏剧，“它必然会完整起来，它迟早会取得它的科学的严密性；否则，戏剧就会逐渐退化，成为越来越低级的东西。”

这是左拉的文学进化论。

他把“我在等待……”

句式重复了八遍，以一种雄辩而富于对话性的语言，阐明了自然主义戏剧的特点。

左拉当然明白自然主义戏剧宣言实际所会受到的阻力，他替论辩的对手比较了小说和戏剧之间的差异。

从形式上看，小说是用来私下阅读的，而戏剧则是要在众多人面前、在有限的时空中表演的。

小说家是所用材料的绝对主人，而戏剧家却被幽闭在刻板的框框里，只能在种种障碍之间周旋。

小说的孤立读者需要容忍作家的种种做法，但戏剧家却要处处顾虑观众的反应。

“当小说永远在向前探索，带来更新更准确的资料时，戏剧却一天天更停留在它的浪漫蒂克的虚构之中，停留在它那用得陈旧不堪的情节之中，停留在它这一行当的技巧之中。”

因此，戏剧才成了传统习俗的最后堡垒。

那么，怎么办？左拉探讨了三个方面问题。

首先是布景。

面对“需要明了和简洁的群众”

，自然主义剧作家应把人物“重新放回到自然中去，放到他所固有的环境中去，使分析一直延伸到决定他的一切生理和社会原因中去，而不是把他抽象化。”

因为人们生长生活的环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剧作家应以舞台布景准确地反映现实环境。

不过，谈到地点变换，左拉语焉不详。

在当时这里的困难确实很大。

如果他能预见到当今由信息科技带来的虚拟技术，他可能就不会这么尴尬了。

在语言方面，左拉写道：“我要求的是更为灵活，更为自然的语言。

这种语言，既可说是写得巧妙，也能说是写得粗率。”

在这方面，戏剧家们可以效仿自然主义小说家们使用的语言，“能最好地概括日常谈话，把准确的字眼放在它应在的位置上，显示它应有的价值的语言”

。

在人物问题上，左拉主张实事求是的描绘，反对那种只是为了使耳朵舒服的歌功颂德，不断重复的泛泛之谈和空洞高调。

左拉把自然主义戏剧和传统戏剧的对立看成了非此即彼的独行道，以至于断言：“将来我们的戏剧，要么是自然主义的，要么干脆就无法存在。”

在热情高昂的鼓动和期盼中，他可能忘记了自然主义以现实和实验为基础的理论背景，而不自觉地滑向独断论的轨辙上去了。

左拉在《黛蕾丝·拉甘》再版序言中首次把“自然主义”

一词引入戏剧评论，以科学的名义回应批评家们的指控。

他强调，他要研究的是气质而非性格，具体来说，就是人物在生理因素的支配下表现出的兽性的一面以及由此导致的悲剧性后果。

除了在理论上大力倡导自然主义戏剧，左拉还是自然主义戏剧创作的先行者，曾创作改编有《玛德莱纳》《黛蕾丝·拉甘》《拉布尔登的继承人》《玫瑰花蕾》《娜娜》等戏剧。

除左拉之外，自然主义剧作家还有法国剧作家亨利·贝克、德国剧作家赫尔曼·苏德曼等。

戏剧理论家陈瘦竹指出：“自然主义戏剧是一种极端的运动，未免矫枉过正，故其人生观与艺术观均有缺陷。

自然主义派笔下的人生，实在太绝望，人性实在太卑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