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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艺术自律体制的建构（第3页）

唯美主义对艺术自律性及对建立一个审美经验的独立王国作用的极端强调，使得先锋派艺术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自律性艺术的社会意义已经彻底丧失，从而试图把艺术重新拉回到社会实践之中。

历史上的先锋派是20世纪艺术史上第一个反对现代艺术自律体制的运动。

在此以前的运动都是以对自律性的接受为前提。

[16]比格尔进一步指出，当先锋主义者主张艺术再次与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不是指艺术作品的内容应该具有社会意义，而是指艺术在社会中起作用的方式。

[17]在达达主义、波普艺术那里，艺术直接介入日常生活或社会实践，审美自律的信条彻底失效。

比格尔论述的两个基点于此显现出来，第一，着眼于艺术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无论是自律还是非自律的艺术观念，都不在于作品的内容或形式，而是由其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来决定。

第二，揭示出艺术体制的自反性。

当唯美主义使得艺术的自律性达到极端，艺术与社会实践的关系被完全割裂，原本作为体制框架的自律性原则本身成为作品的内容之时，体制本身就进入了自我批判的阶段。

比格尔将先锋派艺术看作是“资产阶级社会中艺术的自我批判”

，通过对艺术体制自反性的分析，比格尔建立起一种“批判的文学科学”

。

对一个对象的批判如何可能？比格尔实际上暗示了一个“外部”

的位置，只有真正站在对象之外，才可能实行有效的批判。

比格尔区分了“体系内的批判”

和“自我批判”

的不同。

体系内批判是在同一个体制内进行的一个阶段对另一个阶段的批判；而“自我批判”

则针对这一体制本身，它使得对这一体制的总体认识成为可能。

比如，“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就必须首先存在着无产阶级。

由于无产阶级的出现才使人们认识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

[18]。

艺术领域也是如此，就像历史的先锋派同现代艺术史上的任何创新不同，它第一次站在自律体制之外，由此使艺术自律被问题化，显现出审美自律的历史建构性。

通过布迪厄和比格尔对艺术场和先锋派的分析，我们对现代自律艺术体制的生成及其结构有了基本的了解。

由于有了对18世纪以来的现代审美自律体制（观念、机构、批评）的历史性的认识，了解原有的艺术品价值和审美判断的神圣性与自足性的消解，以及体制的网络关系取代审美的本质属性的历史性过程，我们就可以更清晰地把握艺术体制在艺术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