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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艺术自律体制的建构（第2页）

艺术自律一旦被确立，其历史建构的起源就被遗忘，而成为仿佛亘古如斯的东西，艺术品与艺术家的偶像崇拜已经变得牢不可破。

纯文化生产成为最严格和限制最多的定义，是一串排除和驱逐的产物。

纯生产将为市场而作的大众生产和为政治宗教权力和社会实践而作的古典生产排斥出去，确立了自身的崇高地位。

“竞争的中心焦点是艺术合法性的垄断，尤其是权威话语权力的垄断，包括说谁被允许自称作家等，甚或说谁是作家和谁有权利说谁是作家。”

[12]而艺术自律的原则最终战胜了其他原则，通过将大众生产斥之为地摊艺术，将政治性社会性的写作命名为“不纯的文学”

，自律性艺术垄断了艺术的合法性定义。

而这种对自律性的维护实际上是为艺术家争取最大的控制权力。

“维护生产的自主性，即是将艺术家所能控制的因素置于前位，即形式、方式、风格等，而非‘主题’这种外部指涉物，因为后者包含着对于功能的屈从，即使这种屈从只是在最基本的层面，即表征、指代、陈说某物这一层面上。

这也意味着拒绝认同任何必要性，除非这种必要性被铭写在所讨论的艺术规则的具体传统之中……”

[13]布迪厄坚持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审美自律制度的生成与效果，认为高雅与通俗的趣味区隔，实际与社会权力和等级分层的不平等构成了合谋的关系，而非反抗。

艺术家以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掩盖了经济追求，以此使文化等级柔和化、隐身化。

事实上，“各种趣味并不是一种天赋，而是教育与教养的产物，它直接关系到欣赏者所在家族的社会地位（出身）及其所能获得的教育水平。

当趣味取代了阶级分层中的阶级，成为文化等级分层中的评判标准时，当各种宣称自身是无利害、无目的的审美趣味在标榜如高雅与低俗艺术这样的美学区分时，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权力关系就在文化再生产中得到了传承”

[14]。

2.比格尔：先锋派对艺术自律体制的挑战

布迪厄猛烈抨击了审美判断的超历史的幻想，认为诸如艺术品的造就、艺术家的生成、纯粹的审美经验的出现，以及美学话语的滋生等问题，都必须被“历史化”

。

在某种程度上，比格尔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接续了布迪厄的话题。

两人完成了接力，共同考掘出现代艺术体制的建构过程。

前者的论述从福楼拜、波德莱尔（现代主义）开始，梳理现代主义的艺术自律场域如何建立，后者则从杜尚（达达主义、先锋派）开始，探讨先锋派艺术如何打破艺术自律的神话，从而反过来凸显出现代主义艺术体制的建构性。

比格尔认为，只有在先锋派运动之后，对艺术体制的批判才成为可能。

因为先锋派艺术直接挑战了现代“艺术”

概念本身，由此这一范畴才被人们所意识到。

[15]

比格尔反对传统的包罗万象的“现代主义艺术”

概念，认为先锋派不是从象征主义到唯美主义的现代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对现代主义的彻底否定。

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所挑战的不是一种过往的艺术形式或风格，而是艺术自律的体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