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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艺术自律体制的建构（第1页）

二、现代艺术自律体制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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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所举的几个当代艺术实例，都以一种非常规的形式提示我们“艺术体制”

的存在——表面上不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怎样才能被看作是艺术，这同时也让人们反过来对审美原则本身进行思考，看到现代艺术自律体制的存在。

对这种艺术自律体制进行考察，会看到它不是神圣之物，而是一种历史建构的产物，是资产阶级艺术自我发展的结果。

这正是比格尔和布迪厄所思考的问题。

考察现代艺术自律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会使我们对艺术体制的构成和操作有更具体的了解。

1.布迪厄：艺术场的自律化建构

布迪厄对现代艺术自律体制进行了社会化与历史化的深刻分析。

他以“文学场艺术场文化生产场”

来指称文学艺术所内在的“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内部结构就是个体或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这些个体或集团处于为合法性而竞争的形势下”

[11]。

可见此艺术场范畴与这里所讨论的艺术体制概念相似。

布迪厄梳理了19世纪以来欧洲艺术场的自律化过程。

他认为在19世纪中叶，以波德莱尔（CharlesPierreBaudelaire，1821—1867）、福楼拜（GustaveFlaubert，1821—1880）、马奈（EdouardMa，1832—1883）为代表的一股新力量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开始了对传统秩序的挑战。

他们挑战的核心主要不在于艺术语言与形式的创造，而在于对社会权力与经济资本的抗拒，并以这种决裂和独立为新的艺术原则，使得艺术场逐渐走向自主化。

艺术自律法则的确立对统治者权力和市场经济主义构成了挑战。

评价的权威转移到同行圈子内，艺术家所属的小的艺术共同体的认可足以使其保持自信，拒绝金钱和短期声誉，追求业内赞誉。

这种象征资本所赋予的合法性使其可以挑战古典价值的清规戒律，并有在一定的时期内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可能。

这种艺术家自我确认、自我立法的纯生产，除了自己产生的要求之外，不承认别的要求。

这一艺术自律化的过程，与美学理论与艺术观念的支持相伴随。

康德美学早已宣称美的无功利性和无目的性，席勒的美学观念也以艺术与社会生活实践的脱离为前提，这必定要走到“为艺术而艺术”

的唯美主义路途上来。

而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个人主义观念，也为纯艺术和创造性的艺术家的出现铺垫了道路。

浪漫主义和康德美学的天才观最直接促成了现代的强调个人创造性的艺术家形象的出现。

艺术家从此成为神圣孤高而有许多特权（比如愤世嫉俗、不遵礼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