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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在《批评家的批评家》中又谈道:“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
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
[4]这表明,任何批评者在批评的时候,都有一个或隐或现的“圈子”
,这里的圈子大可以理解为批评者的知识背景、所在集团阶层,小的方面就是他批评时运用的标准。
从词源学看,“批评”
一词,古希腊文为criterium(κριτηριον),原意是“判断的标准”
[5]。
一般来说,“标准”
或者“尺度”
意味着一种选择的依据,一种有所取舍的凭借。
让我们看一些批评的例子。
孔子对《诗经》的批评,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
又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
前一句是道德评价,后一句用今天的话说是认识论和社会学批评。
孔子坚持的是“文艺教化功能”
的标准。
老子尝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后世如荀子则说:“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
[6]荀子的话可以说是较早地为文艺批评“立法”
,定下了批评的标准,也是从合乎礼法的角度去说的。
刘勰提出批评的“六观”
——“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
[7]这是给读者提出了六条进入作品的视角,或者说定了六条批评的标准,形式与内容并重。
古代西方,和中国古代类似,大多是从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去讨论批评的标准问题。
如柏拉图在其“理想国”
中,就制定了标准来筛选(其实是排斥)理想国中不需要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
柏拉图曾言:“愈美,就愈不宜于讲给要自由,宁死不做奴隶的青年人和成年人听。”
[8]美是自由的象征,对于统治阶层来说,美的作品不适合给“宁死不做奴隶”
的人听。
是否有利于理想国的统治成了诗歌批评的唯一标准。
到了亚里士多德,就把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与审美尺度分开了:“衡量诗和衡量社会道德正确与否,标准不一样;衡量诗和衡量其他艺术正确与否,标准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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