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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的跨文化性（第2页）

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这种人种上的单一性特征被彻底打破了，尽管由于全球化深入程度的不同，艺术品的人种多样化的程度在不同的地域也不同，但从总体上，这个进程是不可逆的。

艺术的创作者、被表现者、传播者和接受者都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创作者在美国，而表现的对象则是来自中国的一只熊猫，它的传播者则既有美国人、欧洲人，也有印度人、中国人，它的欣赏者更可能是千差万别。

艺术作品因此要接受不同的人类群体的审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艺术品创作的难度。

一件在中国人看来是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可能在其他人的眼睛里是不名一文的，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在国内票房不俗，到了欧美却无人问津，就是一例。

同样，美国好莱坞迪士尼公司倾力打造的动画片《花木兰》在中国遭到冷遇，也是这个原因。

进而言之，在一件艺术品的创作、传播、接受过程中，任何一个单一过程中的人种因素都有可能是多样化的，这尤其表现在集体创作的艺术产品上。

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会带来不同的价值观念，从而在创作上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冲突，而艺术创作的过程就是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艺术风格、创作技法等因素相互碰撞与融合的过程。

图39罗丹：《思想者》

第二，现代媒介与现代技术在当代艺术的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交通媒介不发达的时代，艺术品的远距离运送主要依靠船舶、牲畜、人力等自然力量。

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使得艺术品的传播不仅在数量上十分有限，在质量上难以保证，而且传播过程的风险极高。

有限的、来自异域的艺术品也因此变得奇货可居，价格高昂。

而现代交通工具运输能力上的大幅度提升，不仅在运送产品的数量上成倍地增长，而且现代的运送体系、保险方式都可以有效地保证产品的质量，大幅降低产品在输送过程中的风险。

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雕塑大师罗丹的名作《思想者》（图39）曾从法国巴黎远赴中国北京美术馆参展；同样在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上，童话王国丹麦的国宝“小美人鱼”

也远渡重洋来上海展出。

与之相似的，中国陕西出土的秦兵马俑，也曾多次到世界各地巡展。

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艺术品的交流形式，离开现代交通运输的能力，是难以想象的。

而现代交通工具便捷、安全、低廉的特点，为地域间的文化沟通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证。

第三，与交通媒介相比，现代通信媒介在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尤其是现代电子媒介的发展，虚拟网络空间的建立，对于艺术的跨文化交流，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许多博物馆、画廊、艺术工作室都建立了网络平台，提供丰富的艺术资讯，为来自不同地域的人提供资讯服务。

不同地域的艺术家，也可以通过万维网交流彼此的观念、召开学术会议、促进不同思想的碰撞。

而任何一个普通的观众，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自己所喜爱的艺术作品的电子图像。

电子媒介的发达，也使对艺术品欣赏的门槛大幅降低，艺术品的展示形式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印度的泰姬陵、日本京都的古建筑群、悉尼的歌剧院都可以同时并列于电子屏幕上，真正实现了一块屏幕、一个世界的奇观。

第四，艺术品的创作和传播背后的体制需求、经济支撑、意识形态观念也变得日益复杂，并以十分微妙而复杂的形式影响到艺术品的制作、传播和接受。

在前全球化时代，艺术品的制作都相对简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背后的经济支撑、意识形态观念相对单一。

如欧洲古典时期的音乐制作，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曼等音乐家，多服务于皇室或贵族，他们的日常生活也由这些贵胄支持，音乐的演奏场景也多在宫廷，服务对象也是以贵族为主。

这种经济与意识形态相对单一的背景，使得这些音乐家的作品多显得华贵而雅致、静朗而清新、激昂而奔放。

但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相对单一的经济和意识形态背景已经不存在了，比如中国的钢琴师郎朗、李云迪，小提琴手李传韵，华裔大提琴师马友友，作曲家谭盾等。

一方面他们是中国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要服务于国家的政府体制及意识形态需求——赈灾义演、国家主办的大型文体活动，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是国际知名唱片公司的签约人员，要服务于唱片公司的既有利益，按期全球巡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