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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昨日以前的欧洲（第3页）

但巴赫事实上成为南方天主教精神的巴洛克运动的一员，因为音乐是无法划分宗教阵营的。

即使有一天，色彩和线条都能分成敌我，在旋律的世界划分敌友依然不可能。

对抗的民族、交战的国家、格斗的士兵，仍然可以、而且常无意识地哼着对方民族的曲调。

在欧洲古典音乐中，划分新教与天主教是不可能的，划分希腊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也是不可能的，区别犹太人、阿拉伯人同样是不可能的。

天主教的格里高利圣咏，依然来源于希腊圣咏。

而整个基督教会音乐传统，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犹太人的会堂音乐《驶往拜占庭：圣乐凡踪2000年》）。

最终我们只能承认：从音乐上讲，欧洲和小亚细亚、北非同样是无法分割的。

西班牙音乐生命力最顽强的一部分，就是阿拉伯色彩强烈的安达卢西亚音乐。

近800年的穆斯林传统渗入安达卢西亚的音乐就像渗入安达卢西亚的餐饮一样。

吉他和弗拉明戈、响板和摇铃，常常使我们仿佛身处中东。

而且那些被天主教从西班牙驱逐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又把安达卢西亚音乐带到世界各地。

在耶路撒冷，我们会见到最好的弗拉明戈表演艺术家。

在摩洛哥村庄民间音乐中，我们甚至可以重返16世纪前的安达卢西亚（《锡安，是否我不该回来找你》）。

书中20来篇文章，主题、人物、风格各异，但大都围绕同一个认识：音乐是巴比伦通天塔倒塌后，最后一支反对分裂人类的精神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讲，贝多芬始终是“乐圣”

。

《第九交响曲“合唱”

》末乐章《欢乐颂》，最好地表现了康德、席勒意义上的世界理想，是对“一切人类皆兄弟”

的最好最高的阐释。

贝多芬比席勒更有力量，因为他用的工具是音乐。

音乐可以帮我们进入昨日以前的欧洲——那个因为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洋溢青春气息，鲁莽、轻信、乐观，但什么异见也不加驱逐的欧洲。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只是“那一个”

欧洲的废墟而已。

每一首乐曲，都是这巨大废墟上的一块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