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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影视创作文化论（第4页）

如果说，剧中的这些情节，以某种批评（哪怕是剖析）的态度展示之，也不无一定的认识价值。

但剧中，却完全是以正面、称许乃至赞美的情调与镜像表现的。

相对于此前20年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文化意蕴，《大宅门》在文化层面的历史性倒退，不能不使人警戒。

而若换一角度，从女性视点看这种男性中心、男权主义的人物典型，其当下的社会效果、其文化影响又当如何？！

不由得又想起1994年出品的电影《被告山杠爷》。

此片一出，大获殊荣：各种奖项扑拥而来。

但究其内里，在纵向上表面承认法制社会必然到来的同时，却在横向的“现在即时”

内，以更“感人肺腑、动人情愫”

的艺术力度，渲染着对封建领主式政治人物“山杠爷”

的赞美、同情与留恋，传达着“只要一心为民就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当前民众尚存愚昧，所以还不能离开强悍家长严厉管制”

的“人治”

精神。

这，到底有助于社会进步，还是已经阻碍了历史的进展？从近年种种已被处理以及尚未揭发的类似这些“爷”

们的大批乃至普泛化的产生，不已经有了确切的诠释？！

……

在展示当前社会生活的一些影视作品中，也不同程度有着文化滞后或悖反的现象。

在一些表现国企改造、农村经济改革题材的影视剧（以及相关的一些小说、戏剧）中，在塑造正面人物如改革者或某层次的领导干部时，则流露（暴露）出一种源远流长、约定俗成的“家政管理观念”

而非“社会法制意识”

，一种被充分肯定的“人治”

模式而非应该提倡的“法制”

精神。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河北作家以强烈关注当代社会现实的小说创作以及改编的影视剧受到欢迎与重视。

以谈歌的《大厂》系列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何申的《年前年后》、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为代表的作品，多以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农村乡镇为描写对象，面对社会向市场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现实，敢于表现社会变革中的世态人情，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应该充分肯定这些作品以及作者对当代现实积极介入的真诚与热烈，应该确认这些作品在一定层面上对当代社会生活逼真、实在的反映，应该理解作者们欲在展示现实中歌赞进步、实现理想的良好意愿。

但是当我们深入挖掘这些作品的文化底蕴时，便会发现——

尽管这些作者怀着积极入世的真诚，对当代社会生活有着强烈的关注，但在表面的讴歌与赞美的下面，却分明潜藏着与“与时俱进”

相悖的家政意识、人治理念、纯道德感化的种种基因。

无论是在改革进程中艰难突围的“大厂”

，还是在走向市场化过程中的乡镇，作者们往往郑重推出一位“好家长”

为事件重心、为中枢支架，并通过对其感人的艺术塑造，来传达、肯定一种当代英雄的品格与风貌。

在这类作品中，往往表述这样的大体情节：时世艰难，事务复杂，经济与精神双重危机扑拥而来。

我们的英雄临危受命或主动请缨，但开始并不被职工或乡民理解，于是围攻，于是吵骂，乃至动拳脚，但我们的“好家长”

任凭众人发泄，尽管嘴角鲜血下流却动也不动，终于因向大家说了些“掏心掏肺”

的话，使大家沉默了（或解散了，或一同流下泪来）。

接着，这位领导便以“现实”

的态度，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乃至受着良心的自责，去应付各种合法与非法、公开与龌龊的人和事：玩弄权术、打通关节、拜托门路，乃至不得已地行贿官场、隐忍罪恶、应酬大款，竟至妹妹被人强奸也因“必须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