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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说:进行悲剧的具体营构,必须使冲突双方具有强烈的对立性与残酷的敌对性。
只有对立而不强烈,或只含敌对而不残酷,悲剧的最终审美效果就会大受影响,甚或不成其为悲剧。
有人可能会质疑:凡悲剧的冲突一定强烈、残酷吗?鲁迅先生可是有过下面的论述——“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
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这段论述确是容易产生误会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鲁迅先生在这里说的主要是侧重于悲剧的取材范围及悲剧的表现风格,而不是探讨悲剧冲突的内在营构与义理定位。
体现鲁迅先生上述所指的悲剧作品,比如我国影片《一地鸡毛》:
主人公刚从大学毕业、来到某国家机关时,踌躇满志,心存高远,决意干一番人生大事业。
但渐渐地,就在似乎是人人如此的诸如小孩入托、老婆调工作、自己提职务等鸡毛蒜皮般凡俗小事的消磨中,沦入无可无不可、得过且过、庸庸碌碌、自己以前深恶痛绝的小市民生态与心态里去了。
在这个故事中,表现的似乎是人人如此的、近于没有事情的一种人生悲剧。
但我们深入体味一下,就会感到——它只不过是借用一个人们极易忽视的、司空见惯的故事外壳而已,而实际上所展示的悲剧性绝非浅淡,其冲突双方对立的强烈性与拼杀的残酷性从人文层面上审视,绝不亚于那些“腥风血雨、惊天动地的有重大或奇特事情”
的悲剧。
其双方的对立性同样是强烈的:一方是要冲撞出一条积极健康的社会新人之路,而另一方则以强迫前者低头忍从的方式维持历来如此的状态,两者势同水火;其双方的拼争同样是残酷的:一方不断地以汗水、泪水乃至性命顽强抗争,长时期不甘屈从、沦落;而另一方则以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习惯势力、社会积习为无物不融的泥沼,不动声色地、冷冰冰地、几乎以蔑视的眼光将对方活生生吞没!
类似影片,如我国的《本命年》、《阿Q正传》乃至《祝福》,国外作品如苏联的《湖畔》、美国的《老人与海》、意大利影片《偷自行车的人》……
总之,但凡悲剧,就一定要具有强烈对立两方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
的冲突。
这种冲突,可以体现在人物与人物(或两种社会势力)之间,如前面所举的古希腊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以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曹禺的《雷雨》等;可以体现在人物与环境之间,如前面所举的影片《斯巴达克斯》、《青春残酷物语》,我国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本命年》等;也可以体现在人物内心世界的两种观念或性格的两个方面之间,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日本影片《人证》等。
当然,更多的悲剧则往往将上述三种冲突的体现有机地融为一体,只不过各有侧重而已,作为编剧者,不可受其拘束乃至画地为牢。
还有一点要说明:在一般情况下,悲剧冲突的双方应处于,也往往都处于一种“公开亮相、明显对抗”
的状态。
但是,也有“非常格”
的设置。
比如美国著名影片《邦妮和克莱德》,两个主人公似乎没有对立面,而是只因自身放纵情性的胡作非为导致毁灭——
邦妮是个酒吧女招待,自我陶醉、充满幻想,她初次看见克莱德时,他正打算偷她母亲的汽车。
而他满不在乎、无所顾忌的派头却强烈吸引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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