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一中西悲剧传统的文化内涵（第3页）

而已，却不能体味超越于此的更深的社会历史内涵，更谈不到有更高一层的人文反思。

当然，上述之言，并非指责或贬低我国悲剧、裁判其不如西方，而只是指出它的特点。

中西悲剧传统的不同，是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环境的诸多背景原因的——

从历史文化角度看，西方有源远流长的宗教传统，故多形而上的人文沉思：人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怎样的生命才有价值？人与世界是什么关系？崇高与卑微、圣洁与污秽、善与恶、罪与罚在人生中该怎样认知与体现……而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没有主宰国民灵魂的真正的宗教。

“子不语怪力乱神”

、“未知生，焉知死”

之类，已表露了儒学重视现实，尤其是重视具体个人的现实处境与生存发展，而排斥“不着边际”

的“抽象的人”

的谵语玄思，可知主导我国数千年文化的儒家思想，一直强调“入世”

，而无意“超脱”

。

而有着宗教外衣的由外域传进中土的佛教，究其实，也并没有对人之为人的本源有深入探寻——种种宗派，不过是采取种种说法的对现世的回避、对内心的麻醉罢了。

至于道教，更距真正的宗教甚远——其幼稚浅薄，不过是阉割篡改、实用歪曲“老庄学说”

，并掺杂世俗传说的“游戏”

而已。

中西历史文化传承的差异，自然导致中西悲剧文化意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环境背景的不同，也是形成中西悲剧文化区别的原因此一。

应该说，中西悲剧在早期，还是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的：像在屈原《离骚》中体现的高洁优美人格终于惨遭厄运的悲剧，我们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完全可以找到类同；像《史记》所载“荆轲刺秦王”

故事中，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的英雄气概，那种为了正义、视死如归的凛然精神，那种死得其所、笑对敌仇的悲壮，我们不是也可以从古罗马的经典中听出共鸣？！

……

但是，当社会历史在中西演进的速度开始不同，并终于形成较大差异的时候，中西的悲剧创作也当然受到社会背景的制约，而有了各自的意蕴趋向——中国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每况愈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存”

，即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整体民众（及具体个人）的生存、温饱与起码的社会权利问题，是“怎么才能活”

的迫切的现实问题；而西方则不然，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机体内渐渐长成，物质文明相对地大大提高，及至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尽管仍有各种生存窘境的困扰，但人们的关注要点已经渐渐转移到“什么才是人，以及人为什么活”

的精神层面上来。

正如鲁迅所言：“人生要义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我国至今仍处于求生存、盼温饱阶段，而西方已进入思发展阶段。

这，当然要在悲剧创作上，各有体现了。

王国维曾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

[16]虽道出表象，但毕竟没能深究内里：如果认为国人之精神与生俱来就是“世间的”

，并以此为据，认为中国的悲剧创作无论何时，都应该是“世间的”

，就偏颇乃至谬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