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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西悲剧传统的艺术处理（第2页）

上述，各有所指。

王国维是据我国戏曲小说的总体面貌，探讨国人之精神；胡、鲁两位则痛感中国悲剧的不尽如人意。

应该说，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后者指出了我国悲剧传统极易使观众受到某种精神上的麻痹，乃至助长其苟且偷生、听任命运安排的消极心理（好人总会有好报的嘛！

）也便更使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另外，光明结局一旦被过分渲染，也极易产生本末倒置的艺术病变——就是悲剧将不再是悲剧，而成为正剧——这就不是悲剧创作在艺术处理上的一种方式，而成弊端了。

当然，国情不同，文化历史之积淀有异，各种的审美心理也存在着较大差别，而要使剧作为本国观众所喜闻乐见，获得大的文化与艺术效果，中西悲剧传统在艺术处理上不同，也是自然而然的。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我国当代影片《喜盈门》：它本来是属于悲剧范畴的故事。

孤身老汉含辛茹苦拉扯大儿女，并为之成家后，自己却受到儿子、儿媳的冷遇乃至虐待。

生活中这类事件多见，而其最后结果往往是老人或病死、或自杀、或流落街头、或发疯变傻……使人心酸悲苦、感叹唏嘘。

就这样编排剧情，也未尝不可，但国人的审美心理却不大喜欢这种结局——难道就没有天理、良心了不成？！

——于是，编剧便特意安排出“大团圆”

的结果：儿子、儿媳痛改前非，接老汉回来，一家人终于欢欢乐乐地生活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

而本片也正因为有了如此光明的尾巴，便大受广大观众（尤其是农民与市民观众）的热烈欢迎，成为当代最为卖座的影片之一。

上面，我们简略地比较了中西悲剧传统在三个方面的不同。

不同，不等于优劣。

但我们也不能不客观地看到：相对西方悲剧而言，中国悲剧对国人的人文震动与艺术感染，确不如西方强烈。

尤其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今天，我国的国情及国人的生态、心态已大异从前，如果我们的影视编剧们仍然恪守“传统”

，不作“审时度势”

的思考，不顾及“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的文艺创作规律，势必会影响我国悲剧创作向更高层面的发展。

还从上述三方面来说——

首先，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必然造成国人内心的复杂化。

在脱离了“生存”

的困扰之后（起码在大多数城市里），人们已经开始考虑“人之为人”

的诸多问题，在急剧变幻的人生旅途中开始渴望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

于是，我们的悲剧创作就不能只在社会层面上做文章，只表现些“眼眉前儿”

的现实问题，而应注意对人生、对生命作必要的形而上的思索，进而引导观众。

在当今时代，如果不能、不想或不敢有形而上的某种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生命觉悟与人文反思，而只沉陷在日常的、时令性的乃至媚俗的市景描画、趋势引导，则势必会使我国的悲剧创作困窘尴尬、自觉难堪的。

其次，无论何时，作为一种民族集合、一个国家实体，要想生存、发展，要想雄踞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没有一种凝聚的、强大的民魂与国魂，不能没有一种敢于追求、积极进取、大义凛然的英雄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