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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西悲剧传统的艺术处理（第3页）

遍观世界历史，凡有所作为的时代、凡有所成就的民族或国家，没有一个不充满、洋溢着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尽管有时从历史层面，而不是从哲学层面去评判甚至是反动的、荒谬的，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与日本）。

相对而言，我们的国民之魂数千年来受到压抑禁锢，过于孱弱、消极，乃至不无病态。

而我们的悲剧传统在这方面却往往起到加重病情的作用，常使人遗憾。

当我们就要面对21世纪的现在，我们的文艺创作（悲剧创作）就更应该振奋民魂，激励我们的人民勇往直前，以英雄主义的生态与心态，去开创新的历史纪元。

因此，如果我们的悲剧一味沉溺于“悲苦”

层面，只是让观众感叹、感伤而已，是有负时代重托的。

最后，关于结局的团圆问题：尽管我们说有“大团圆”

的光明结局的剧作并不能完全否认其悲剧品格，但毋庸置疑——这种结局对整体悲剧氛围势必有所影响，一般而言，它总会减轻、削弱悲剧的审美效果（如果不是彻底改变了悲剧性质的话）。

因此，作为编剧者，对团圆结局的使用，要慎之再慎。

如果不是出于某方面“必须如此”

的原因，则应尽量避免。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16～2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牛国玲：《中外戏剧美学比较简论》，102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

[3]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论崇高》，见《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58页、8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

[5]《论雷峰塔的倒掉》，见《鲁迅全集》，第1卷，2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3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7]马克思：《博士论文·序》，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8]《〈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德］莱辛：《汉堡剧评》，7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10]［俄］别林斯基：《智慧的痛苦》，见《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24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2]转引自赵康：《悲喜剧引论》，96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

[13]杨周翰编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4]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编：《论悲剧艺术》，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6册，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5]［英］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305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16]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见《小说戏曲研究》，卷十一，1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17]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载《新青年》，第五卷，第4号。

[18]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见《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