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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典型化原则的科学把握（第1页）

第三节“典型化”

原则的科学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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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化既然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必须遵循的原则，对“典型化”

的正确理解与运用就极为重要了。

在此，有必要谈及曾经出现过的三种偏颇——

其一，如何科学地认识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

这个问题，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困扰着理论界与创作界。

溯根寻源，有必要回顾一下恩格斯“现实主义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这句经典名言的具体所指。

恩格斯是在评论哈克奈斯创作的小说《城市姑娘》时，讲这句话的。

《城市姑娘》讲述的是19世纪末伦敦东头城市贫民姑娘与居住在西头的资产阶级青年恋爱、终于失败的悲剧故事。

其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虚伪、肮脏与唯利是图的丑恶灵魂，也表现了伦敦东头的城市贫民世俗、迷茫、缺乏清醒的社会意识与积极改善自身命运精神的现实状态。

对此，恩格斯批评道：“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围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那么典型了。

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

[10]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故事中的人物本身，具有真实性。

但由于在英国工人运动已经高涨的1887年，对伦敦民众的描述，就不能以《城市姑娘》中的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为主人公了——因为他们没能体现代表历史进步趋势的工人阶级的整体形象，因而不能给人以革命的鼓舞与振奋。

如何理解恩格斯的这句名言？

学术界，尤其是苏联与中国的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致认为：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只该直接表现社会历史的主脉，并以推动历史的革命者或工农大众为主人公，否则，便违背了“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

的经典原则。

比如中国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因为主人公是个靠乞讨来兴办学校、以求有益于社会的乞丐，而没有反映工农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流”

。

比如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对影片《一个人的遭遇》的批判，也是因为它没有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勇无畏、为国捐躯的红军战士，而描述了一个被德国纳粹俘虏的苏联士兵的悲惨命运……

再连及恩格斯对《城市姑娘》的批评，便产生了一个问题：表现一段历史时期内的社会生活及塑造人物形象，是否就只能基于主流环境与主流人物？即是说——一个社会只能有一个典型的大环境、一个时代（或阶级）就只能有一种类型的典型人物？！

19世纪末的英国工人运动确实风起云涌，但也确实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尚不积极主动的城市贫民，那么，就只该表现英勇斗争的工人，而不能从侧面展现革命大环境背景中的另一层面与社会众生相中的另一种的类型？

如果确实做到了“真实地反映”

，谁又能说表现城市贫民的文学作品就一定无益于历史的进步？！

——因为从内在意义上讲，不正是因为劳动人民（包括产业工人、城市贫民以及其他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阶层）的困苦不堪的生活，才促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工人运动的高涨吗？！

因此，纵使只反映了东头贫民悲苦乃至麻木的生活，由于是对旧制度采取批判态度，不也就从侧面推动、支持了整个工人运动？！

同理，对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艺术表现、对索柯洛夫这个普通士兵在战争中悲惨命运的描述，就一定无益于广大观众对社会、历史与人生的积极思考？！

答案应该是确切的：同一历史时期，既有大的典型环境，也应有不同层面的小的典型环境，大环境与小环境只要都是真实的生活反映，就可以相辅相成、互为彼此，绝不能“不共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