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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影视艺术人物叙事鉴赏（第4页）

创作者本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他所代表的那个社会阶层、阶级去看待所要叙述的事物，表达自己的审美看法。

正由于此，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说，“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上面。”

[13]阶级性是一切艺术中人物叙事的基本特征，影视艺术当然也不例外。

唯因如此，当布努埃尔大量运用梦幻、臆想、象征、隐喻等手法，对《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进行毫不留情地揭示和嘲讽时，透过拉斐尔大使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表象，人们便看到了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邪恶多端（走私贩毒）、荒**无耻（勾引朋友妻子）、为非作歹（连一只玩具狗都要用枪打烂）腐朽本质。

大使的朋友在梦中一个个饮弹身亡了，而梦醒后，大使的第一个反应则是匆忙打开冰箱，将一块烤肉塞入自己贪婪的嘴中，这是布努埃尔勾勒出的一副资产阶级人物形象的丑恶嘴脸，也是阶级性连带赋予大使的必然特点，这的确是一种“悲惨的不幸”

。

大使的贪婪本性不是由他个人选择的，而是由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决定的，这一切就成了大使人生悲剧的根源。

可以说，是阶级性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经常自我标榜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本质。

大使本人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是他自己的写照，而且是一个阶级的历史缩影。

第二，一切艺术作品，在进行人物叙事时，都采用着一定的代表性叙事手法。

这也就是说，这些人物形象在具有了一定的阶级性后，自然也就具有了一定的代表性，它不仅代表创作者或人物形象所处社会阶级的审美观点，而且还代表了这些人在一定社会阶层、阶级中所处的社会团体的审美观点，他们代表了他们那一类人的审美观点。

他们的叙事不唯独有阶级性，而且还具有代表性。

正由于这个原因，恩格斯在致斐·拉斐尔的一封信中指出，“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

因而，在解释自己为何喜欢济金根和皇帝之间，教皇使节和特利尔大主教之间这几场戏时，恩格斯明确说道，“在这里，您把世俗的受过美学和古典文学教育的、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有远见的使节同目光短浅的德国僧侣诸侯加以对比，从而成功地直接根据这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

。

[14]很明显，恩格斯注意到了典型人物叙事过程中所具有的代表性，正是由于这种代表性，艺术人物形象才因其所具有的鲜明的差异性存在于不同社会人群之间，艺术作品才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基于这种认识，就不难理解电影《母亲》中母亲的形象了。

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母亲利用探监之际，为儿子传递消息，告诉他们越狱的具体时间。

罢工开始了，当工人们与反动军警展开一场殊死的搏斗时，母亲于遍地横尸中，异常沉静地放下死去的儿子，她从血泊中抓起红旗，用旗杆支撑自己站立起来，于是，人们在一片狼藉之中，蓦然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伟大母亲，她用她的全部身力矗立起了工人阶级及其所代表的被压迫阶级的不朽革命信念。

可以说，在这里，母亲这个典型形象在人物叙事过程中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的。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母亲最初却忍受着酗酒丈夫的粗暴折磨，而且还因愚昧，交出了儿子的传单，导致儿子被警察逮捕。

可以说，母亲所具有的这些错误并非是所有母亲所共同拥有的，相反，导演普多夫金试图在告诉人们，这位母亲是20世纪初俄罗斯工人妻子的典型代表，她生存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年代里。

那时候工人们因被压迫而堕落，因贫穷而潦倒，因无知而愚昧，但是，革命唤醒了母亲，血与火教育了母亲。

于是，在母亲这个人物形象身上人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工人们的希望，看到了那个时代俄罗斯的希望。

第三，所有艺术作品，在进行人物叙事时，都会采取特定的个性化叙事手法。

其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同时，还应具有鲜明的个性，个性是此人物形象区别于彼人物形象的标志，也是衡量艺术人物形象是否典型的理论尺度。

正如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那样，“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

[15]由此看来，典型人物是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如果说，阶级性、代表性等诸如此类的集体特征是普遍性的话，无疑，个性则是属于艺术人物所独有的。

作为一种与普遍性相对立的内在因素，黑格尔把“个性”

称做“心灵性的事物”

，认为它显现在眼睛上，人们通过眼睛看到它，而且它也通过眼睛观察和经历着客观事物。

正由于此，他说：“艺术理想的本质就在于这样使外在的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因而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

“因此理想就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之中所拣回来的现实，因为内在因素在这种与抽象普遍性相对立的外在形象里显现为活的个性。”

[16]人物形象“只有在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和交融中才有真正的独立自足性，因为正如普遍性只有通过个别事物才能获得具体的实在，个别特殊的事物也只有在普遍性才能找到它的现实存在的坚固基础和真正内容。”

[17]

关于个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歌德也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指出，“人们常说，一棵树上很难找到两片叶子形状完全一样，一千个人之中也很难找到两个人在思想情感上完全协调，我接受了这个前提，所以我感到惊讶的倒不是我有那么多的敌人，而是我有那么多的朋友和追随者。”

[18]用一片树叶与其他树叶的关系说明人物个性与普遍性的差异，可以说是歌德的一大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