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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影视艺术的编剧与导演技巧鉴赏（第2页）

之所在，进而对作品作深层次思考，体会到编剧的良苦用心。

从此不难看出，影视艺术编剧在进入正式写作前，必须在脑海中首先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创作意图，以便在具体改编过程中，有一个可供自己参考的目标。

根据常规，影视艺术编剧所形成的创作意图应包括主题形成、结构筹划、情节设计、场景安排、人物调度、形象塑造、手法使用、格调确定等内容。

习惯上把影视艺术编剧所掌握的这种形成创作意图的技巧简称为“创意技巧”

，创意技巧是影视艺术编剧应当掌握的基本技巧之一。

创意技巧也是考验影视艺术编剧的第二大关，有了良好的编剧选题，并不等于也有了良好的编剧创意，更不意味着会有一个良好的剧本形成。

一般情况下，从编剧的创意中可以知道未来影视艺术作品的基本面貌，从编剧的创意技巧中，可以预测到未来影视艺术作品的审美效果。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编剧因为过不了编剧创意技巧的这个关，因而其改编的剧本反应平平，自然据此拍出来的影片也就大多昙花一现。

同样是改编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为什么美国导演金·维多拍出的两集电影《战争与和平》，远没有苏联导演邦达尔丘克所导的四集电影《战争与和平》感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编剧的创意和改编水平相差过于悬殊。

正如邦达尔丘克在接受人采访时所说：“的确，要把天才艺术家揭示得如此深刻的、异常复杂的、俄罗斯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年代里的现实搬上银幕，这种想法本身便恐怕只有用无知的大胆才能解释。

我们要知道，托尔斯泰是从所有角度和在所有层面来揭示这一现实的：从皇室的宫廷直到最无权但有生命力的下层民众，正是这最下层的民众，以自己的生命赋予所有这些‘阶层’以生命的……除这一切以外，我们不仅需要把握这部宏伟的长篇小说的情节，而且必须力图把作品的道德的、心理的和思想的巨大力量传达给观众，在银幕上表现出我们每个人自儿时就十分熟悉的那众多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们所做的，或者至少说，我们企图要做的，不是再现托尔斯泰所描写的事件的外表。

我们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深入到这些事件的本质中去。

我们不懈地多方面地对这些事件进行了研究，甚至可以说是调查。

我们的目标是要认识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为此，我们努力深入把握事件的历史的、社会的与道德的含义，不仅分析主人公的自我感觉，而且力图弄清进入影片的每一个插曲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内容。

我们努力从托尔斯泰关于人的道德生活和个性发展的观念的立场出发来检验一切事件；简单些说，努力理解和表达作为长篇小说哲学含义的核心是那种对人的义务感。

我们的任务便是尽可能深入地阐明这种哲学的特点。

因为除此便根本不可能理解和在形象中揭示出风格和诗情的特点”

。

[3]

从邦达尔丘克的谈话中，不难看出，正是在创作初期，他对《战争与和平》的剧本把握有一套符合原作的系统想法，尤其是他对剧中主人公的认识有一套符合俄罗斯人际关系的道德的、心理的和思想的准确把握。

因而，改编剧本前，就确定了一种“不容许有哪怕极微小的背离托尔斯泰、背离他对世界的理解以及他对每个人物形象的解释”

的编剧创意原则，从而找到了只能采取这种改编方法，而“不允许采用别的处理手法”

的编剧创意宗旨。

正由于此，他的影片才真正拍出了“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灵魂”

。

然而，与之相反，金·维多在改编他的由意大利和美国联合拍摄的《战争与和平》的电影的剧本时，一开始就被《战争与和平》中那个规模最大的战争场面所吸引，并且为之“一连数日苦思冥想”

，为这场波罗金诺大战场积极准备。

如他所述，“我在心里盘算好的计划是这样一个两边都有低矮山脊的小峡谷，知道我们只有五千名穿制服的步兵和八百名骑兵。

我要那个峡谷小到可以让我们能得到的那点部队把它塞得满满的，正像拿破仑时代打仗时那样。

我曾研究过所有我能得到的描绘那次实际战争的经典，我的计划不仅符合历史真实，我还知道这种打仗方式将会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

。

[4]是啊，金·维多的《战争与和平》在场面上最终“符合历史真实，而且产生了强烈的视觉效果”

。

但是，由于其编剧创意时没有研究原作的思想精神，没有写出“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灵魂”

，结果其作品徒有其表，没有取得理想的影视艺术效果。

金·维多的影片最终因为在编剧创意时就丧失了“那种最珍贵的、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也就是构成全部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灵魂的那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