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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视骄阳（第2页）

“生死教育”

的过程中，一个重要人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

他在1993年出版的《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一书中，提出“生与死构成不可分离的一体两面”

，“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息息相关”

，应当建立现代生死学，以此来探讨现代人的死亡问题和精神休克，以及生死的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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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梅契尼科夫一样，傅伟勋先生也有着自己的故事：在写作这本书时，他已经因患淋巴癌做过两次手术和无数次电疗了。

这位“动起来如顽童欢悦般直率，静起来如老僧入定般沉潜”

（心理学家杨国枢语）的学者，学贯中西，曾在美国宾州州立天普大学（TempleUy）开设“死亡与死亡过程”

（DeathandDying）课程10年。

开阔的视野和深沉的思考，使得他认为必须整合精神医学、精神治疗、哲学、宗教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将死亡学放在广义的现代生死学的大框架中来研究，这不仅因为人“平时的精神状态与临终的精神状态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

，而且因为“生死学的首要课题是关于生命的意义与死亡的意义探索”

。

据说，杨国枢和余德慧等人1992年在台湾大学开设“生死的探索”

选修课时，原来以为只会来30个学生，所以要了一间小教室。

没想到还没上课就已经坐满了学生，于是紧急换了一间中等教室，但很快又坐不下了，最后只好换到一间能坐300人的大教室中。

已故的余德慧教授，虽然从未谋面，但我在心里把他当作自己在生死学上的启蒙教师。

因为好几年前，就有朋友送给我两本余老师的著作《生死学十四讲》和《观山观云观生死》。

余老师后来离开台北移居花莲，在东华大学任教，而后又在慈济大学重开“生死学”

课程，并且常年在慈济医院心莲病房（临终照护病房），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对临终者的服务，每周主持医护人员的个案讨论。

这样的一线工作，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临终和临终照护的认识。

非常非常遗憾的是，待我终于去到花莲，走进余老师的家时，他却只能在墙上那张大照片上，无言地望着我——余老师故去已经一年了！

一水之隔，中国内地的生死教育大约晚了10年，但也很快发展起来。

例如，2005年，复旦大学胡志辉开设了“生命教育研究课”

；2006年，江西师范大学的郑晓江开设了“中国死亡智慧”

选修课；近年来，开设相关课程的高校更多，对此，2013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曾以《生死课》为标题进行了整版的报道。

对我而言，走上讲授生死学课程之路，还有一个重要的引领者，就是美国著名的存在主义治疗家欧文·亚隆。

若干年前到香港，省下盘缠，花重金（和内地书价相比）买回了港台版的《爱情刽子手》和《当尼采哭泣》。

《爱情刽子手》是一本心理治疗的故事集。

10个故事的主角，大都是已经走向生命终点的人。

其中有个故事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淋巴癌已经扩散了的男人，还在惦记着“我要和看到的每个女人上床”

，甚至在小组治疗中也对女性出言不恭。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在亚隆的帮助下，他才开始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努力改善和子女的关系。

临终前，他对亚隆说：“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