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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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视骄阳（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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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病入膏肓，他仍然“性致勃勃”

？为什么在临终之前，他觉得自己终于“得救”

？如果没有最后阶段的觉醒，他在死亡来临时会是怎样一种感觉？亚隆的心理治疗故事，让我仿佛看到了生命更深处。

在他看来，人的所谓心理问题，其实都是四大存在问题在作祟，它们是死亡、孤独、自由与责任和生命的意义。

当然，这是和精神分析非常不一样的思路，似乎更靠近哲学而非心理学。

我想我喜欢亚隆，也许是因为自己从年轻时起就被这四大问题所“折磨”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经历过死亡的冲击吧。

死亡对我的第一梯次轰击，是在十年浩劫中。

在“**”

初期的那两三年里，不断有熟悉和不太熟悉的人死亡，有些是被打死的，有些是自杀的。

还记得有一天刚上课，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就站起来要求发言。

我很纳闷，她平时沉默寡言，不知道今天怎么这么积极？但我马上就听到了她颤抖的声音：“我要和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

原来，她身为外科医生的父亲，头天夜里自杀了。

之后是上山下乡，我们大队28个知青，死了3个，其中包括我幼儿园时的朋友连连，她被恶性传染病伤寒夺去生命，死时仅17岁。

我还记得父亲来信提到这件事时，用了“夭折”

这个词。

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正处在13岁到17岁之间，我不知道这样的经历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那段时间总是噩梦连篇。

特别是连连死后，整整一个星期我无法闭眼，之后记忆力开始严重衰退，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状态中了。

另一段比较密集地接触死亡，其实不是被动的，而且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从2003年SARS开始，我带领“青春热线”

志愿者团队，一次次为突然被死亡袭击的人们提供危机干预和哀伤辅导。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面对那些遭受重创和打击的人们，面对他们的悲伤、失落、恐惧、内疚、愤怒，该如何走近？如何陪伴？如何打开分享的空间？如何倾听和转化……每一次工作前，不论多么紧急，团队都会进行认真准备；在危机干预的过程中，彼此相互支持；在工作结束后，再累再饿，我们也都会认真进行总结，将经验一点点地积累起来。

我一直记得台湾赖念华老师在危机干预培训中的一句话，并且也常常用它来鼓励“青春热线”

的团队成员：在危机干预中，最重要的是勇气，不是完美。

为什么我们会主动选择来做这种与死亡有关的工作？因为在当时，在危机事件发生后，还很少有人去进行心理辅导，人们常常会认为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却不理解未处理的悲伤等情绪，会久久地潜伏在心灵深处，影响着人们日后的生活适应和人际关系。

直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对危机事件受害者进行心理干预与治疗，才开始被广泛地接受。

“青春热线”

所做的危机干预和哀伤辅导，也为在中国开展相关的工作积累了一点儿小小的经验吧，我们的案例还被收入到《姑息医学》[7]教科书中。

2008年对我而言，是个“再也无法对死亡视而不见”

的年份。

这不仅因为汶川大地震，将生之无常和死之惨烈一下子推到我跟前，也因为经历退休、女儿离家上大学这些“生活事件”

，生命流逝的声音开始变得响亮。

记得最后一天在报社收拾东西时，面对几十本采访笔记、一包包读者来信、几大本自己的文章剪报，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带走还是该丢掉。

每一张纸片上留下的都是生命的痕迹，要在一个上午把27年打包完毕，酸甜苦辣都来不及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