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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叙事与电影教学（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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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为一种叙事，其实就是继承了文学的叙事传统，去表现“一个人的生命感觉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

。

“叙事”

这个词，一下子把我打通了。

从2006年起，我跟随吴熙琄老师、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老师学习叙事治疗，学会解构“问题故事”

，和当事人一起重构新的生命故事。

可以说，叙事治疗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我影响不小。

现在，当“叙事”

从心理治疗的方法扩展到生命伦理的层面时，我兴奋地发现，其实它是那么有力量，就像刘小枫说的：“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

“叙事不仅讲述曾经有过的生活，也讲述想象的生活。

生活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的增加，带来叙事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的增加，反过来说也一样。”

怪不得有越来越多的人尝试用电影进行教学，因为电影叙事可以表现出生命与生活的多样与复杂，创造出巨大的思想空间，使得人们可以突破理性的、结构化的、复制重复的“知识”

学习，通过对话进入到更加高级的学习中，真正地与这个世界在精神上“相遇”

。

后来，当我在《缤纷法影：美国电影中的法律》一书中看到阿伦·A.斯通教授写的《法律与电影：在哈佛法学院教电影》一文，更是感到自己的探索在教育学上是有意义的。

这位教授厌倦了法学院的案例教学，他形容那是一百五十名初学者与一名看透了每一步的高手的无趣对弈，而不是一种双方共同努力的状态，“这种智力训练就退化为一场由自以为是的教授、寥寥无几的积极学生（也被称为‘枪手’或者‘火鸡’），和多数由于知道必输无疑而保持沉默甚至拒绝参与的学生所组成的游戏”

。

斯通教授不想再玩这样的游戏，他想要开设一门电影研讨课，却遭到的同事们的嘲笑：“你怎么会在哈佛法学院教这个？”

但是，这门叫作“法律、心理和道德：透过电影的探讨”

的课程，却深受学生的欢迎，也让斯通教授找到了自己。

“作为在哈佛法学院任教超过30年的教师，我可以说，在自己所教过的其他课程中或者研讨课中，从未让学生在如此大的限度内展示其智力天赋和创新能力。

但不知为何，在我邻近教学生涯尾声的时候，居然找到了一种增强学生探讨对其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的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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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斯通先生来说，是在职业生涯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开创了这一新的教学方法，而我则有机会在自己退休之后，去尝试在大学的讲台上，用电影这个可以打通情感与思想疆界的媒介，来搭建思考的平台，和学生共同探索生命与死亡的意义。

我只能说，自己真的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