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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关头老师是否有责任保护学生（第2页）

作为一个人，老师也有自己的家庭义务，“他可能有妻子、孩子，他只有一个家，这个家对他具有独特性、唯一性，需要人去保护，而学生有很多”

。

“他不仅是一个教师，也是一个儿子，或者还是父亲、丈夫，在中国孝道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因为保护学生死了，社会的责怪会少了，但他的家人也许会责怪他。”

有同学提出了“情感交集说”

。

他们说，老师选择在危难时刻首先保护学生，不是因为简单的义务关系，不是外在的职业要求让老师去保护学生，而是对学生有感情了。

有了感情上的交集，行为会不一样。

一位已经任教的助教（每轮课，北京师范大学都会为我配备两位助教）说：“刚才有同学提到将来要做老师的事情，我突然觉得，哦，其实我也是个老师，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的感觉一下子变得很不一样了。

我开始考虑我的学生，因为我在当班主任。

我和我的学生接触也就只有一次班会，然后他们就去军训了，现在彼此的感情确实不深。

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我很有意愿去帮助这些同学安全撤退，然后我再走，但是我现在不能保证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可以这样做。

我愿意，但我不能保证。

但如果我带了他们四年，在毕业的那一年，我觉得我有信心可以做到。”

有同学提出了“区分职业要求和道德典范说”

。

“作为一个教师，能把课上好，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把我知道的东西教给学生，这是对老师最低的要求。

范老师在那个时候跑出来，我们没有权力去责怪他。

当时也有老师在讲台前面保护了四个学生，自己死了[3]，但他是作为一个道德典范来存在的，我们没有权力用一个道德典范的要求去要求每一个人。

每个人的观念、责任感、教育水平都是不一样的，学生这个群体在每个老师心中占的地位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付出多的老师我们应该去感恩，但是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标准要求所有的老师。

我们可能要求老师太多他本身的职业之外的东西了。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老师愿意去做才能做到的，他不愿意去做，我们也不能说他错了。”

“为人师表就要保护学生说”

，似乎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提法。

但是，我发现，坚定地捍卫这个观点的学生，他们背后有故事。

许栋同学说：“我将来也是有可能当老师的。

不管别人怎么样，如果我是老师，我肯定是、必须是——最后一个走，为人师表就是要做到这样。

如果我有孩子，也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些老师就是这么做的。”

许栋来自四川地震灾区，他是眼里含泪说出这些话的。

杨仲，也来自震区，他忍不住站起来“说说我的亲身经历”

：“我是四川的，‘5·12’的时候我是初三，我们班在五楼，正在考试，地震的时候整栋楼都在晃，我有个冲动就是想直接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