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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有形还是无形（第2页）

星老师确实是在事先没有和孩子、家长、校方商量的情况下把猪带到了课堂上，是典型的“先斩后奏”

，我们可以说他缺少了“程序正义”

。

或许他知道如果商量了，这件事八成办不成，所以决定冲破规则。

这里涉及一个悖论：不论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者”

，还是罗杰斯的“成为真实自我的人”

，都有一个特质，即敢于冲破陈规，在一定程度上对体制和文化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往往还是主动选择的。

而社会的进步也是在不断对陈规的破除下才能取得。

二者可以平衡吗？还是顾了程序正义，就可能失去变革的机会？如果勇气十足地做了，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比如有孩子受伤），会不会有家长来追问星老师是否有权力决定这样做？好在，至少星老师是争取了学生的同意的，不过那也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过程，是一次隐藏了每个学生个体真实想法的集体决策。

我最欣赏星老师的一点是，他那么沉得住气，宁愿让孩子们在不确定性中煎熬，也不轻易投出自己的一票。

这个看上去有些“残忍”

的行为，不仅是尊重孩子们的权利，也在培养孩子们耐受不确定性的能力——能够“容忍意义不明、没有结构的事物，甚至是喜欢它们”

（马斯洛语），正是富有创造力的人的特质之一。

“养猪式”

的生命教育是否值得推广呢？学生们是有争议的，尤其是中国教育的现状，让他们感觉这“几乎不可能”

。

不过这几年在中国的乡村学校走访，我看到是这种形式的生命教育既有需求也有空间。

现在，因为撤点并校导致上学路太远，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回家没有人，大量的农村孩子开始住校了。

校墙内的生活往往很单调，孩子们也缺乏情感寄托，而农村学校校园通常很大，为什么不能让孩子养养小动物，种点东西呢？我想，当孩子们拥有小P那样的伙伴时，他们会快乐很多，也会学着承担责任，感受生命的成长、衰败与死亡。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养不养猪，或者养什么动物，而是作为一个老师，有没有生命感，有没有生命教育的意识。

如果老师对生命敏感，对生命怀有珍惜、尊重之情，就会把它贯穿到自己的教育教学中，就会抓住许多生命教育的契机，就会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帮助学生成长。

例如，苏州有位叫袁卫星的老师，他偶然得知一个学生在日记中写下了遗书性质的文字，立即决定临时取消《陈焕生进城》一文的教学，改教《善待生命》。

在那堂课上，袁老师特意用一首题为《我还有一只脚》的诗贯穿课堂，这是台湾一个9岁女孩写的，她因患恶性肿瘤而失去了一条腿。

这堂课所呈现出来的生命韧性与弹性，以及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探讨，成功地挽救了那个想轻生的同学。

生命教育，既可以有形，也可以无形，只要我们做老师的，时刻不忘我们所面对的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学习的机器。

学生们既有学习知识、掌握生活工作技能的需要，也有找到自身生命意义和价值的需要！

【附录】课后书写与对话

每次上完课后，都会有些学生感到意犹未尽，于是主动将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写成文字。

我将这些文字编辑整理，在文前或文后以“陆晓娅说”

的方式加上我的想法，然后通过邮件群发给所有学生和听课老师共享。

这种课后以文字形式进行的对话，也是“影像中的生死学”

自然生成的一种学习方式。

这些文字被收录进本书时，都得到了学生的授权，并根据学生的选择，分别采用标注真实姓名和匿名两种署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