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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替代品的渴望（第2页）

；被同学叫作“东德佬”

的丹尼斯，被低人一等的感觉所折磨；卡罗希望马尔科退出“浪潮”

，马尔科却告诉她，“你有个幸福的家庭，我没有”

，因为有了“浪潮”

，水球比赛时“看台上第一次坐满了人，我第一次成为众人的焦点”

……就像有同学总结的：浪潮好像是精神的狂欢，平时失败的人在群体里找到成功感、自豪感。

我邀请学生把目光从银幕上移到现实生活中，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精神上和社会上”

的“无家可归者”

，课堂的气氛开始变得凝重。

我的学生对“浪潮”

中学生们的感觉并不陌生，从小很多人都有过被歧视、被孤立、被贬损，得不到关心和重视的经历，也看到身边许多类似的故事在发生。

出身于富裕的家庭也罢，考入名校也罢，甚至学业上一时的成功也罢，这些似乎都不能完全填补“精神上无家可归”

的空虚。

如果说，这样的“无家可归感”

与个人际遇有关，那么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似乎还有更深的来源：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原有的血缘地缘联结松弛了，宗教也在“上帝死了”

的慨叹中让人远离，人似乎拥有了更多的自由。

具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双重身份的埃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说：“对现代人来说，自由有两方面的含义：他冲破了传统权威的束缚获得了自由，并成为一个‘个人’，但他同时又变得孤立、无能为力，成为自己之外的目的的工具，与自我及他人疏离；不仅如此，这种状态伤害到他的自我，削弱并吓坏了他，使他欣然臣服于新型的奴役。”

[16]在这本出版于1941年的著作中，弗洛姆就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纳粹主义做了深刻的分析，指出“权威主义性格的本质就是同时具有施虐和受虐冲动。

施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拥有控制另一个人的无限权力，其中多少夹杂着破坏欲；受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把自己完全消解在一个强大权力中，借此分享它的力量与荣耀。

施虐和受虐倾向的原因都在于个人无法忍受孤立，需要借共生关系克服这种孤独”

[17]。

在个人成长的微环境和社会转型的时间流之外，我们还要看到，有时制度也会制造出“社会性无家可归者”

。

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尤其是在以GDP为导向的发展中，弱势群体可能会不断被抛出共享发展成果的轨道，如那些站在被关闭的打工子弟学校门口伤心欲绝的孩子。

当我们仅仅从管理层面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在心理和社会层面制造着“无家可归者”

。

所以，“浪潮”

仅仅是电影吗？它离我们真的很远吗？当社会上存在着很多归属和自尊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在“精神上和社会上”

感到“无家可归”

的人时，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去寻找和拥抱“浪潮”

式的替代品。

就如霍弗警告我们的：“当我们的个人利益与前途看来不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时，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

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于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

因此，任何对替代品的拥抱，都必然是激烈和极端的。”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