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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困惑（第1页）

播种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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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就要结束了，在和学生共同回顾了我们探索过的一些生死课题后，我在PPT上打出空缺了部分的拼图，问学生：十一次课后大家发现还有哪些没有涉及生死课题？

学生们回答说：遗体捐赠、人和动物关系、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爱情中一半死去、意外死亡、宗教祭祀、安乐死、废除死刑……

还有同学对没有用专门的一堂课来探讨自杀表示遗憾。

11次课，每次连续3个小时，作为一门只有2个学分的公共选修课，我的课时不算少了，可是还有那么多值得探索的课题无法被容纳进去。

这也体现了一种限制。

我想，人生就是在限制中去最大程度地展开自己，而不是期待摆脱所有的限制吧。

我接受生命的有限，也接受课程的有限，接受自身能力的有限，我愿意在这些限制中起舞，将命运给我的和年轻生命一起探索的机会，变成一个个生命的新的可能性。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生命不息，生死功课就没有完成。

所以，带着“此课未完成”

的感觉继续上路，继续探索，也是我和所有学生都应该有的心态吧。

常常有人会问我：“你的课带给学生的是什么？你觉得他们上了这个课，生死观有什么改变？”

我无从作答。

学生们写来的上课感想、收获一类的文字不是没有，但我并不觉得那能够说明什么。

如果说学生有什么改变的话，也许是困惑更多了！

在课程结束前，我曾问过学生：“与上课前相比，现在你困惑少了还是更多了，或者更容易产生困惑了？”

结果，有一大半人举手说困惑更多了，因为有些事以前没有思考，不会产生困惑；现在对问题更加敏感，更加愿意去思考，因此困惑也会更多。

一门课程，一个老师，非但没有“解惑”

，反而让学生感到了更多的困惑，这是否意味着教育的失败？

我不这样看。

因为，没有困惑的青春很荒凉，没有困惑的大脑是木头，没有困惑的人生太无聊，没有困惑的心灵被奴役！

这堂课我发给学生的阅读资料是《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朱桂英的文章《穆勒的秋天》[3]。

约翰·穆勒是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著有《论自由》《政治经济学原理》等书。

穆勒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从三岁就开始读希腊文，八岁开始学拉丁文、代数、几何，九岁遍读希腊史家的重要著作，少年阶段结束时，他已经储备了比大学毕业生还要广泛的知识。

受父亲影响，穆勒关心世界的发展，以一种古典英雄主义的情怀，关心整个人类的福祉。

但是，1826年的秋天，二十岁的约翰·穆勒突然与一个问题相遇，“假如你所有的生活目标都实现了，假如你期望的所有制度和思想改变，在这一刻都完全实现了，那么你会觉得非常快乐和幸福吗？”

一种不可抑制的自我意识，清晰地帮他回答了“不”

。

因为这个“不”

的回答，穆勒陷入了精神危机，觉得自己活着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了，之前为生命构建的全部基础都坍塌了。

他甚至想到了死亡。

如果自己始终在这样的阴霾中，找不到自己人生的价值，是否要继续活下去？

为什么看上去如此优秀的穆勒，会在20岁的秋天陷入精神危机？作者认为，穆勒在遭遇自己年轻的秋天之前，一直认为自己对世界负有责任，自己人生的价值即是达成于对此责任的担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