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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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2页）

这种心灵上的隔绝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我就希望创造一个机会，让学生可以谈论这些东西。

从心理发展上来说，青年这个阶段往往是对死亡有好奇的，觉得它恐怖又神秘，你看他们会穿骷髅头的T恤，仿佛很酷。

当然，我并不希望把谈论死亡变成一件很酷的事情，而是希望找到一个切入点，一个对学生来说神秘的切入点，然后去探索从个体到人类所面对的挑战。

例如，作为个体的我，怎样去寻求到自己的生命意义。

再比如，从社会的层面、文化的层面来看，人类的生与死又出现了哪些新的课题。

我的学生说，没有一个课的老师会让他们去想这么多问题，在生死学课上，一堂课想的问题比一个星期还多。

我觉得这就对了！

我对他们说，我是一个播种困惑的老师，我不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者，因为我觉得在生死学这样一个领域，谁敢说自己拥有真理？谁敢说自己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而生？又怎样去死？重要的是，我可以跟学生们一块来探索。

怎么探索？我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用电影来搭平台。

电影是非常有趣的载体，它不是系统化的理论，而是生活的故事、生命的故事，多义性、模糊性全在里头。

电影不提供标准答案，每个人看到的东西、从中感受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也正因此，讨论的空间就出来了，思考的空间出来了。

有些老师搞生命教育，会对学生说“生命很宝贵，你要珍惜”

之类的话，我觉得很空。

我们是通过电影看一个个故事，然后去问一个个问题。

例如，在《死亡诗社》里，尼尔自杀了，那么，他有没有权利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自由，毋宁死，还是不自由，仍可活？除了自杀，尼尔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活下去？学生就会很细腻地来讨论这些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进行了多重对话。

首先是和电影文本对话，一边看电影，他心里一边在发生对话；然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再来对话。

每次我还会准备阅读资料，班上还有漂流书，他们还会和这些文本对话。

伽达默尔说，通过与他者的对话，可以超越自身的狭隘。

有时，这样的讨论和对话也让学生产生困惑。

但困惑不正说明学生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了么？这样的困惑也许比不假思索地接受现成的答案要好得多。

《我们》：嗯，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

陆晓娅：对！

其实，我在这个课上是唤起了一些死亡焦虑的。

适度的焦虑从心理学上来讲，是有意义的。

学生很年轻，常常会觉得死亡跟我没有关系，但其实死亡跟他是有关系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生了，何况生命一天天地流逝，你每天都在死亡。

所以，当学生意识到我虽然年轻，但我是必死无疑，而且我还不知道我哪天死，就会反过来开始考虑自己的生。

《我们》：你觉得中国的大学生是否已经具有一定死亡意识？需不需要普及死亡教育？

陆晓娅：我觉得是需要的。

“死亡学”

的概念是诺贝尔生物学奖的得主梅契尼科夫在1908年提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等国家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死亡教育的课程，包括大学，也包括中、小学。

我看到过一个台湾学者的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对死亡的恐惧比美国学生强，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有死亡教育。

当然，文化也不一样。

例如，电视剧《纸牌屋》里有一幕，女主角跑步，跑着跑着就跑到墓地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