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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员发展与管理（第3页）

从《社友通讯》上刊登的相关通知看，一些社员并没有严格履行手续，事务所为了汇编《社员一览》一书，不得不刊登告示，请相关人等补填入社志愿书。

如图1-3所示：

图1-3社教社催填入社志愿通知（1932）[74]

从图1-3显示的名单看，被通知的名单里不仅有普通社员，一些知名社会人士，如南京图书馆馆长柳贻徵、中华儿童教育社创办人陈鹤琴、教育部司长顾树森等人，甚至社教社的不少理事也赫然在列，如梁漱溟、张伯苓、张一麐、陈剑修、黄炎培、刘湛恩、郑晓沧、孙枋、相菊潭、冷御秋、董渭川等人。

在《社友通讯》4、5期合刊上，理事会事务所刊登“特别启示”

，称：“查本社入社志愿书或履历表，尚有少数社员未曾递交，兹因社员一览急待付印，未填交各同志，请速于日内填就寄下，俾利进行，实为感荷！”

[75]从图1-3注“如前次寄上之空白入社愿书已失落函索即寄”

看，催填入社意愿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表1-8社教社团体社员一览表（1937）[76]

从表1-8看，该社最繁盛时有37家团体社员，团体社员中除3位常务理事的来源单位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外，各级民众教育馆（以省立为主）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团体社员，地域涵盖了山东、北平、江苏（包括徐州、南京、南通和镇江4所省立民众教育馆）、河北、河南、南京、浙江、湖北、福建、云南10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如上海教育局，江西、河北、福建与云南4省教育厅；此外，图书馆、民众实验学校、师范学校、特种教育处、民众教育处等团体会员单位，均与社会教育事业有密切关系。

相对个人社员，团体社员不仅给予更多的经费支持，更是一种态度上认可的外在表现。

与社教社1935年出版的《社员一览》团体社员比对，发现有30个团体社员重合，部分团体社员如力民社（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河北省立实验城市民众教育馆（馆长张鹤浦）、河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徐州沛县第三民众教育区青墩寺农民教育馆、首都实验民众教育馆（馆长徐朗秋）、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谢大祉）、福建铜山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葛孝庆）7家团体社员，在1937年的名单上已杳如黄鹤，无迹可寻。

追溯原因，应与该团体社员单位的长官去留有直接关系，如1935年首都实验民众教育馆馆长徐朗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毕业生），1936年年底改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员[77]，次年社教社团体会员中便没有了该馆的踪影，至于是否有更深层面的纠葛，留待日后继续深入探索。

社会教育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力”

推动的社会事业，其事业发展带有国民党统治有效区域的“天然印迹”

。

特别在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的统治核心区域在江浙、山东、河南等区域，这些区域的社会教育亦发展较为迅速。

而社教社作为江浙为首的教育界人士发起的民间学术团体，其成立初期社员籍贯分布呈完全同步状态。

下表为社教社事务所1932年8月1日的统计数据。

表1-9社教社社员籍贯分布统计表（1932）[78]

从表1-9可见，江苏省以个人社员244名占据首位，约占总社员数的42%。

相对来讲，此时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国民政府统治边缘地带，全省范围内各仅有2名社员，远远谈不上社教社在该区域有多大影响。

当然，这只是社教社成立初期的社员分布，随着国民政府实际控制地域的扩展，社教社影响的逐渐拓展，年会召开地点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扩展到珠江流域，社员籍贯分布亦逐渐拓展开来。

对于社员管理，社章中第5条规定：“凡普通社员无故不缴纳社费在一年以上者，或以足以损坏本社名誉之行为，由社员三人以上指证，经理事会查明属实者，均得由理事会取消其社员资格”

，理事会会议有数次涉及这个议题。

如1934年10月28日，理事会第10次会议，有理事提出“本社社员有自入社以来从未缴纳社费或与本社发生关系者，应如何办理案”

，经过与会理事讨论，决议如下：“凡入社一年以上，从未缴纳社费，亦未与本社发生任何关系者（如参加会议及与本社通信投稿赠书等），应由事务所连其他欠缴社费社员，再催一次，如于本年内仍不缴纳，遵照社章第五条之推动取消其社员资格，被取消社员资格者，只须停寄一切印刷品选举票等，毋庸专函通知”

[79]。

从管理上看，因为征集同志不易，社教社更多的是要唤起注重社会教育的舆论风气，对取消社员资格甚为谨慎。

综之，通过广泛吸纳各类社员，社教社获得了学术联络的基础，并通过社员们周围的社会网络获取了年会经费来源，扩大了社教社的社会影响，团聚了更多的社教理论和实践者，拓展了社会教育发展的力量与范围，逐渐成长为民国时期中国学术团体中较有影响力的一支力量。

社教社的成立发展，逐渐将全国范围内社会教育界联络起来，社员们也找到一个对话平台、一个展示教育理想和抱负的公共领域，相互切磋，丰富并充实自身的理论并进而辉映到实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