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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顶层设计（第2页）

第五年一、推广至全区各村落，为区单位之实验；二、准备试行区自治。

第六年一、试行区自治；二、实验计划告一段落。

[14]

三机关会衔聘定钮永建等组成董事会，董事会董事分常务、专家、地方三类，按照合办实验区办法，常务董事由合办单位组成，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河南省教育厅厅长齐真如、洛阳县县长王次甫分列其中，采用值年常务理事制。

专家理事由钮永建、赵冕、赵光涛及宋香舟组成；地方董事则由河南省及洛阳县教育行政官员、大学教授组成，董事会聘请考试院铨叙部职员河南省立中原社会教育部部长陈大白为总指导员。

为清晰起见，特列表3-1。

表3-1洛阳实验区董事会董事一览表（1934）[15]

续表

随着洛阳实验区实验的进展以及相关单位的主事变化，1935年董事会组成进行了调整，增设名誉董事（戴传贤，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张继，时任中央党部监察委员；陈立夫，时任中央党部执行委员；刘峙，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为洛阳实验区的事业发展“拉大旗”

；常务董事中齐真如、王次甫被李敬齐（时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盛士恒（时任河南省第十区监察专员兼洛阳县县长）所替代。

专家董事增至7位，补充了郑若谷（时任河南省教育厅秘书主任）、王怡柯（时任山东邹平县县长）和李步青（时任河南省立开封实验区主任）；地方董事中祝绍周（时任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主任）替代了郑若谷，增加尤少铭（时任洛阳财务委员会委员长）、陈化堂（时任河洛图书部主任），共同组成了6人组地方董事。

[16]从调整后的董事会组成看，常务理事三人中，只有社教社俞庆棠没有变动，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是职务行为，进一步说明社教社主导洛阳实验区的历史存在；专家理事和地方理事中洛阳本土的力量在增加，从侧面说明实验区事业正向驻地纵深处推进。

图3-1洛阳实验区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合影（1934）[17]

1934年4月3日，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洛阳中原社会教育馆召开，确定了实验区正式名称（“中国社会教育社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设洛阳实验区”

[18]），经费三方负担的办法：开办费450元（分筹措和赠送两种来源，前者由钮永建、王次甫各100元，齐真如150元；后者100元由俞庆棠、赵光涛两人负责征集），经费每月350元（教育厅150元、县政府100元、社教社100元），其中社教社负担经常费100元中钮永建个人负担50元。

[19]“洛阳实验区是一点基金也没有的，要全凭大家一点诚意才能进行，于是钮先生个人先来认捐，中国社会教育社当然也认捐，从而河南教育厅、洛阳县政府，都愿凑钱来办理。”

与会其他代表就开办设备自行捐助。

[20]与定县、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以及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徐公桥乡村实验区等相比，经费困难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洛阳实验区的事业。

为扩展实验区事业，社教社还曾请求过庚款补助费，“本社洛阳实验区，成立以来，已逾一载，所有实验事业，悉依政教合一之原则，用政治力量与教育方法，以组织民众，培养民力，年来成绩殊有可观。

然而实验事业每多为经费问题所牵制，不能顺利进行。

近更欲推行强迫征学制建立新教育系统，试办政教合一制等巨大工作，势必有充足之经济助力，不克济事。

本社乃援学术机关之例，函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补助。

若蒙既允，该区实验事业定有惊人之成就”

[21]。

图3-2洛阳实验区徽章样式（1934）[22]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合设洛阳实验区第一年计划大纲，实验以村为单位教养卫合一的新组织、村单位做学教合一的新方法、村单位民众教育新系统及村单位乡村建设的新事业，从政治、教育和经济方面推进事业。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修正通过了《洛阳实验区筹备处计划大纲》《洛阳实验区筹备处组织大纲》，聘请陈大白为筹备处主任。

会后，按照筹备处计划大纲，筹备处聘定黄理斋、沙居易、金绍武为工作人员，以“筹备方针”

[23]为指导，洛阳实验区筹备工作正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