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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历史观的引进与历史文学剧变（第2页）

“自由”

“人权”

等与古代文化迥异的历史戏剧，这些来自西方（或对中国传统名称改造之后）的概念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每一次盛行，都进一步冲垮和扭曲了古老中国既有的体制、观念与价值。

一言以蔽之，现代中国之“现代”

的文化基因更多地来自西方，而非中国本土的古老传统，至多称之为中西文化“相互结合”

的产物。

那么来自西方的“现代”

与“现代性”

的具体含义指什么呢？虽然众说纷纭，但一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文化内涵：其一是个人主义价值理念（包括现代“人权”

观念），其二是科学理性观念，其三则为现代民族国家模式。

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但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就是时间观念与历史观念的改变，也就是说，从古代中国的历史循环论转向了来自西方的被称为“现代”

的历史进步论。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人的历史观是一种典型的循环论。

且不说古人的起居生活大多离不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式周而复始的循环；他们所看到的自然天象，小到一天的昼夜交替，大到一年的四季轮回，都离不开一种周期性的循环。

所有这些，又与历史上的分与合、治世与乱世的交替轮回，融为了一体。

正所谓“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三国演义》卷首语中的这句话，几乎每一位中国人耳熟能详。

循环论的历史观与时间观，在古代中国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是与古代中国的文化模式，尤其是与古人的宇宙观有直接关系的。

“中国宇宙观的最大特点是整体性”

，它具体表现为时间与空间的合一、自然与历史的合一，以及“天人合一”

。

正所谓“大道周天”

“无往而不复”

，中国古代哲人们在时空合一的整体观念作用下，通过实用理性“把自然的循环表象抽象为宇宙的规律，并作用于历史”

，从而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历史循环意识。

[1]

这种循环论的时间观与历史观，到了近代却被来自西方的直线型的历史进步论所代替。

“新文化的时间观源于现代西方（即经过科学和理性改造过的基督教时间观）。

它标定并强调了时间的‘前方’纬度。

换句话说，它把时间理解为一种有着内在目的的线性运动。

这种时间观同时也意味着一段距离，这段距离在现实中是落后的东方古代文明和先进的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在未来学的意义上则是阶段目标与一个更宏大的终极目标——实现世界大同——之间的距离。”

[2]通俗一点说，深受西方进步历史观影响的近现代中国哲人们普遍认为，时间不单单是纯粹自然的、毫无意义的，而是从黑暗、蒙昧的过去，经由现在而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

而这种历史进步论或者说经由科学和理性改造过的“基督教时间观”

，无疑沾染了西方人的偏见与傲慢。

带着这样的傲慢与偏见审视古老中国的文化历史，便自然而然地得出了“中国没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