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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历史观的引进与历史文学剧变（第3页）

的结论，正如黑格尔所说：“很早我们就已经看到中国发展到了今天的状态。

因为缺少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的对立，所以排除了每一种变化的可能性。

那种不断重复出现的、滞留的东西取代了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

当各种因素互相结合的前提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进展的时候，中国和印度都还处在世界历史之外。”

[3]事实上根据西方中心观念，不仅中国、印度等亚洲古国在没有接受西方文明之前仍“处在世界历史之外”

，美洲大陆与非洲大陆又何尝不是如此？尽管美洲大陆在哥伦布这个西方人抵达之前已存在了亿万年，但只有在哥伦布“发现”

这个“新大陆”

之后，它才有资格真正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历史”

。

可在“亡国灭种”

的现实危机面前，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来不及细细体味与反思“社会进步论”

所隐含的西方中心观念，于是“社会进步论”

就成了当时人们对历史的共同信仰；从梁启超到鲁迅、胡适等人全都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一历史观，并将之奉为神明般的历史真理。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进步论”

在当时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接受，与严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1898）在其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不可分割的。

正如当时的《民报》评论所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4]事实上，严复对赫胥黎《进化和伦理学》一书的翻译，曾根据当时中国的需要做了很多简化与改造，但也正由于这种改造与简化，使得一种线性的进步历史（时间）观迅速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传播开来。

鲁迅多年后仍记得他年轻时“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5]的青春时光，胡适干脆给自己的名字取了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适”

字。

以“社会进化”

为核心的历史进步论，在当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正是借着“科学”

与“理性”

这两面醒目的旗帜，历史进步论在当时的中国所向披靡，迅速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观念。

与此同时，代表了古老与落后的历史循环论，则理所应当地被看成“封建糟粕”

而加以抛弃，一并被抛弃的还有古典中国特有的时空观与悲剧观，“中国传统的时间意识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叙事，并创造出民族特有的悲剧美学。

……历史通过人生的悲剧体验，而生出了磅礴悲凉的诗意，从而也生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悲剧历史诗学”

。

[6]事实的确如此，历史循环论虽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历史观念，古印度、古希腊等民族也曾相信过历史的循环，但它在中国却发展得最为完善，同时也最富历史的审美特性，从而构成了我们民族最为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

从今天的角度看，彻底与之割裂不仅不可能，而且绝非是明智的历史选择，但对当时正经历着民族屈辱和国家危亡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历史进步论却不啻一剂思想文化领域的强心针，使得古老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一时焕发出了青春活力。

然而历史进步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同样十分明显：根据这一观点，历史被描述为一架疾速向前的列车，它总是向着前方飞奔；如果跟不上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就有可能被彻底淘汰，甚至被扔进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历史垃圾堆”

。

要知道古老的中华帝国，就是因为没有跟上西方文明的进步之步伐，才陷入当时危机四伏的可悲境地，甚至面临着被开除“球籍”

的危险。

同时，在这种直线进步论的作用下，历史被过于简单地划分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