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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历史观的引进与历史文学剧变（第8页）

在艺术性与思想性相去不远的情况下，两部剧作在文学史上评价的反差竟是如此之悬殊，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人们对现代历史剧心存偏见，以题材作为重要的依据来衡量作品的优劣，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人们长期以来难以走出的怪圈”

。

[9]笔者也认为现有的大多数文学史与戏剧史，对《潘金莲》一剧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

但若将原因归之于“人们对现代历史剧心存偏见”

，不如说与此类作品对古典主流叙事的颠覆与重构未能获得社会大众和主流批评界的认可有关。

无论如何，潘金莲毕竟有“谋杀亲夫”

之重罪，尽管她的遭遇着实有令人同情之处，但其罪行却不可被轻易宽恕。

无论是以多么“现代”

的名义，在基本的价值判断与是非标准上，也不能与历史彻底“决裂”

。

同样，夏衍的历史剧《赛金花》上演之后，虽然“轰动了上海从文化界直到最落后的小商人”

，创造了连满20场的记录，[10]但它的饱受争议之处，依然在于作家对主人公赛金花的历史评价上。

同样“无论如何”

的是，主人公将身体出卖给侵略自己国家的洋人，绝对是一件耻辱的事。

尽管她是为了国家民族才牺牲了自己；尽管那些先是不择手段地利用她、逢迎她，后又千方百计地污蔑她、诋毁她的王公大臣们，与她相比不知要卑劣多少倍。

总之，现代历史文学可谓是“社会进步论”

史观的直接产物。

现代历史文学的所有成就与缺憾，都可以说是受到“社会进步论”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作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对“社会进步论”

及其在文学领域的广泛传播做出学理性的清理，是极为必要的。

[1]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19～20页。

[2]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载《文艺争鸣》，1995（2）。

[3]转引自〔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14页。

[4]《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载《民报》第二号，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第146页。

[5]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05～306页。

[6]张清华：《时间的美学》，载《文艺研究》，2006（7）。

[7]李欧梵：《文化与社会：五四运动的反思》，见《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3页。

[8]吴我尊：《乌江·序》，载《春柳》，第1卷。

[9]范志忠：《反叛与救赎：中国现代历史剧的文化阐释》，国图“博士文库”

藏本，第26页。

[10]黄会林：《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第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