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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历史观的引进与历史文学剧变（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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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为历史翻案，将过去几千年都被认为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是非标准颠倒过来，就成为现代作家们的自觉追求。

是非颠倒最典型的例证，是对古代造反叙事的重新描述和对造反者们的重新评价与塑造。

我们发现封建社会被统治阶级视为洪水猛兽的犯上作乱者，和那些最为人不齿的盗跖们，在一种现代视角的重新观照下，却成为广受赞颂的历史英雄。

——恐怕没有比这更容易引发对历史变革中天翻地覆的感慨了，而这又与现代中国“革命”

思潮的兴起与现代化转型不可分割。

早在晚清时期，孙中山等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就已从自身革命的需要出发，对刚刚被清朝统治者镇压下去的太平天国运动，持一种引以为同调的正面肯定态度。

章炳麟则作《逐满歌》一诗，热情讴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

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弟兄，要把死仇心里记。”

而对洪秀全的这种热情赞颂，可谓是当时革命党人共同的做法，也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叙事中的主旋律话语。

身为同盟会会员的黄小配，还特意创作了长篇小说《洪秀全演义》，借以倡导民族民主革命。

小说中的洪秀全不仅是叱咤风云的时代英雄，还近似于富有远见卓识、善于严于自律的现代革命者形象，这显然与历史上的洪秀全本人相去甚远。

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和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历史观的传入，古代社会被视为不仁不义的造反者，更一跃成为正义与进步的化身。

受此影响的现代作家们，也自觉地将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表现，转化为一种现代革命话语形式。

这可以解释现代历史文学中农民战争题材何以如此繁兴。

以短篇历史小说而言，不仅郭沫若、茅盾等左翼作家创作了《楚霸王自杀》《大泽乡》《豹子头林冲》《石碣》等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孟超、谭正璧、施蛰存、廖沫沙等作家也同样从历史上的造反者那里，汲取着自己的创作灵感。

以农民战争为题材的历史剧创作，则在整个现代历史剧中占了差不多半壁江山。

被称为现代历史剧开山之作的《乌江》，就取材于项羽乌江自刎的历史典故。

仅就抗战时期的太平天国历史剧来说，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作品就有陈白尘的《石达开的末路》《金田村》，阳翰生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阿英的《洪宣姣》等作品，足以体现出太平天国题材在整个抗战历史剧中的分量。

这些作品几乎毫无例外地站到了同情与讴歌太平天国革命的现代立场，并对这场农民战争最终走向失败，进行了充满现代性的反思。

是非颠倒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则是对传统女性叙事的颠覆与重构，在这方面以历史剧创作最为突出。

欧阳予倩的《潘金莲》、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宋之的的《武则天》以及夏衍、熊佛西分别创作的同名历史剧《赛金花》等。

这些作品大多以现代个性主义和女性主义为思想基础，重新叙述了古代主流社会中“**妇**女”

“红颜祸水”

的经典叙事。

例如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就对原有的故事进行了彻底改造：作品中的杨贵妃是屈从于权势，才被迫嫁给了年老体迈的唐明皇，但她心里真正钟情的，却是年轻而勇武的安禄山；安禄山因为杨贵妃而举兵反叛；杨贵妃为了国家的安危并彻底斩断与安禄山的私情，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杀。

这样的情节改造不仅彻底颠覆了杨贵妃与唐明皇之间恩爱有加的传统文学叙事，也解构了“后妃误国”

“红颜祸水”

等传统观念。

但问题是，为了达到历史翻案的目的，而将杨贵妃塑造为救国救民的历史英雄，是否有“矫枉过正”

之嫌疑？而这几乎是所有以颠覆与重塑历史为己任、热衷于做“翻案文章”

的现代作家们共同的倾向：从一种历史的偏颇走向另一种偏颇。

正如作家们以“现代”

视角重新审视数千年的古代历史时，自然能高屋建瓴、见古人所未见、发古人所未发，但在这种前所未有的自信中，也不时可以见到现代人的“傲慢与偏见”

一样。

有学者论及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时，曾为它在文学史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鸣不平：“虽然在艺术表现力上《潘金莲》稍逊于《雷雨》，但就剧作中人物个体欲望的叛逆性所体现的时代意义而言，以历史为题材的《潘金莲》基本上达到了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雷雨》所能达到的深度，”

但令人遗憾的是，“《雷雨》成为五四以来新思想新文化成就的象征而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几乎家喻户晓；《潘金莲》却被简单视为唯美主义作品，而基本上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