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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代历史小说中的解释与讽喻（第2页）

这一点也和文中所表露的“历史小说”

的创作目的相适应：“本社同志凝注精力于演义，以恢奇俶诡之笔，代庄严典重之文。”

[1]可以看到，这里的“历史小说”

在题材上限定为“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

，在文体上只以演义体的“恢奇俶诡”

与史书的“庄严典重”

之差别来界定小说和历史的区别。

《新小说》附设于《新民丛报》，由梁启超、韩文举、蒋智由、马君武等主办，该文主旨代表了当时梁启超的小说观念，其倡导“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

，和梁氏同年所写《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表述非常一致。

梁氏虽然提倡了“历史小说”

，但晚清真正致力于“历史小说”

创作并且阐释了这个概念的是吴沃尧。

1903年，吴氏自第8期开始接手《新小说》，并且自该期开始连载《痛史》，其内容是宋朝贾似道卖国的“痛史”

。

1906年，《月月小说》创刊，吴沃尧任总撰述，自该刊创刊号开始连载《两晋演义》。

正是在《月月小说》创刊号上，吴氏发表了《历史小说总序》和《〈两晋演义〉序》，阐述了自己的“历史小说”

观念。

他特别提出了“遣兴”

和“趣味”

的问题，不过其终极旨归仍在“教育”

，基本上延续了梁启超的历史小说观。

理论总是和创作相联系的，梁启超等倡导“小说界革命”

，提出了“历史小说”

概念，要借小说启民智，把历史小说当作传播知识、激发爱国热情的工具，不过，梁氏自己并没有进行相应的创作来支持这一观念，而是主要依靠翻译国外历史读物来为中国“历史小说”

给养。

吴沃尧的历史小说观和梁启超大致相同，不过，他强调了小说的“趣味”

，并且还能身体力行进行历史小说创作。

吴沃尧的仍然基于演义体的历史小说，加上出版的商业化，大大推动了晚清民初的历史演义小说创作。

蔡东藩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从1915年到1926年，他创作的一大批历史演义小说影响深远。

和“重写”

以及“历史小说”

有关的，除了历史演义小说以外，晚清还有一类“拟旧小说”

（也称“翻新小说”

）值得注意。

晚清民初的历史演义小说，主要是沿袭，创新不多，而“拟旧小说”

的出现则显示了小说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