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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释与讽喻之间的张力（第9页）

[11]这里，张香山不是像宋之的一样认为《桂公塘》没有给出“新解释”

，恰恰相反，他认为小说给出了新的解释，但却是不忠于历史真实的解释。

应该说，《桂公塘》还是很忠实前文本的，不然，鲁迅也就不会指出小说“太为《指南录》所拘束，未能活泼耳”

了。

[12]张香山以上述理由批评陈白尘《虞姬》是准确的，他以此批评《桂公塘》却并不准确。

不过，张香山的批评却从另一个层面体现出，批评家（主要是左翼批评家）往往以“解释”

来要求“重写”

。

郑振铎创作《桂公塘》当然主要出于“讽喻”

的目的，所以他才会“自己写完了再读一过，却又落了一会泪”

。

这种“讽喻”

的创作倾向同样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他重写希腊神话的小说《取火者的逮捕》上，体现在他重写史乘的小说《黄公俊之最后》《毁灭》上。

《桂公塘》之所以会引发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批评家与读者对这类重写型小说的“解释”

与“讽喻”

两种目的功能有着不一样的要求。

郑振铎这些小说预示了一种新的文学创作倾向。

阿英总结1934年的文坛时，专门提出“历史小说的新倾向”

；[13]王任叔也指出，郑振铎的小说发表之后，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有了“显然的变化”

。

王任叔将郁达夫《采石矶》和郑振铎的小说比较，注意到前者基于“个性主义的立场”

，“借古人的尸体，来还自己的灵魂”

，而后者却是“通过历史底某一现象”

来“反映现实社会的一面”

。

[14]显然，是时代语境使“个性主义”

褪色，而作家开始更关注现实社会。

如果说前者具有五四色彩，那么后者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动向。

关于这一点，《文学》第2卷第4号（发表《桂公塘》的同一期）上署名芬的评论文章《从五四说起》《我们有什么遗产》就曾谈到。

“芬”

是茅盾的笔名。

文章指出，五四的启蒙还没有完成，就被新的时代精神、时代任务所取代。

这里涉及的正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

的问题。

当然，“借尸还魂”

也好，通过历史反映现实也好，其实都是讽喻。

两者固然有表现个人与表现社会的区别，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后者比前者更尊重（甚至拘泥于）前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