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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释与讽喻之间的张力（第8页）

对于这些来自左翼阵营的批评，鲁迅非常生动地形容道：“《新光》（应为《春光》）中作者皆少年，往往粗心浮气，傲然凌人，势所难免，如童子初着皮鞋，必故意放重脚步，令其槖槖作声而后快，然亦无大恶意，可以一笑置之。”

[7]

显然，宋之的批评《桂公塘》不在于“讽喻”

的指向，却在“解释”

的效用。

鲁迅用“童子初着皮鞋”

来描绘，确实精彩。

称《指南录》只是为了“颂德”

或者贬斥，指责其没有表现动乱的社会状况，从这些地方，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皮鞋”

者，唯物史观也，新的认知模式也。

当这些“少年”

发现依照唯物史观能够对历史作出完全不同于传统史观的解释时，他们当然兴奋于这样的发现，于是并不深究，便“傲然凌人”

，苛责别人没有新观念，不能作出历史的新解释了。

相比《新垒》上别有用心、近乎肉麻的赞美，相比《春光》上“粗心浮气”

的批评，这之后1934年7月《文学》杂志上刊登的读者来信似乎更能代表一般读者的阅读眼光。

显然，读者很容易以“讽喻”

的眼光来阅读《桂公塘》，比如，苏蜚认为在“一团漆黑”

的“现在的中国”

，这篇小说比来上一篇《文天祥评传》有价值；[8]汪家瑜则读出《桂公塘》“充满了救亡图存为国奋斗挣扎的精神”

。

[9]另一面，也有读者以“新的解释”

来要求《桂公塘》，弱缨就觉得小说“没有什么味道”

，因为“一个民族英雄的故事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大众是不会引起亲切之感的”

。

[10]有意思的是，从读者所附的地址来看，以“讽喻”

的眼光赞美《桂公塘》的读者更像是一般市民，如苏蜚的地址是“苏州吴趋坊同顺典”

，汪家瑜的地址是“苏州城内义巷十六号”

，前者像是一个店铺，后者像是一户人家；而以“解释”

相要求《桂公塘》的读者更像大学里的学生，如弱缨的地址是“北平清华大学”

。

甚至“苏州”

和“北平”

一南一北两个城市，似乎也暗示着不同地方的读者有不同的阅读倾向。

并不止宋之的这样的批评者和弱缨这样的读者在“解释”

的层面不满意《桂公塘》，几个月以后，张香山从另一个角度批评这篇小说，认为“主人公已经给灌足了作者的思想了，整个地成了作家所企图的人物，一点不大像原来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