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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释与讽喻之间的张力（第7页）

写不出值得一看的作品。

这篇文章的作者马儿，就是《新垒》的主编李焰生。

李当时追随汪精卫、陈公博的国民党改组派，很显然，文章的真正命意不在表彰这个小说，而是为了将矛头指向“普罗文艺”

以及国民党蒋介石一派搞出的“民族主义文艺”

。

正如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所说，“其意在一面中伤《文学》，侪之民族主义文学，一面又在讥讽所谓民族主义作家，笑其无好作品。

此即所谓‘左打左派，右打右派’”

。

[6]紧接着李焰生的这篇文章，1934年5月出版的《新垒》第3卷第5期又发表了署名天狼的《评〈桂公塘〉》，继续李的论调。

一方面，天狼称《桂公塘》“在国家民族意识上说起来最为可取”

，用意却在利用小说的“讽喻”

层面大做文章：“在今日，当然不乏文天祥之类的爱国忧时的志士；就譬如忠肝义胆的杜浒，热血真情的余元庆，吴渊等人在今日也正多得很，这班人碍于一切，自然不为国人所谅且进而被摒弃了”

。

“爱国忧时的志士”

云云，当然是拉来套在改组派之流头上的纸糊桂冠。

另一方面，天狼干脆称左翼作家为“灭弃国家民族意识者”

，称提倡“民族主义文学”

的国民党文人为“假冒民族招牌者”

，对后两类人大肆攻击，以至于谩骂：

所有的专事笑骂《桂公塘》作者的许多以批评家自命的人许就是没有灵魂的傀儡文艺中的健将们，许就是那些假冒民族招牌灭弃国家民族意识的大混蛋！

……自然啰，假冒民族招牌者见了《桂公塘》必定要眼红，灭弃国家民族意识者见了《桂公塘》当然也必定要气短的，不这么来挑剔一下子似乎总是有点不甘的。

所谓“眼红”

，文中指明是“署名烘燎者”

之流写《四月的〈文学创作〉》等文章；所谓“气短”

，应该指的是艾淦在《春光》月刊上发表文章批评《桂公塘》。

1934年5月出版的《春光》月刊第1卷第3期，有一篇署名艾淦的文章《〈桂公塘〉和〈天下太平〉》，对同期《文学》上的两篇小说一贬一褒，批评《桂公塘》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是“老作家”

“不甘没落，卖卖名子”

。

文章说：

像文天祥《指南录》之类的东西，多分是和史官所作的历史一样的不可靠的。

他们作这种东西的动机，只是为了“颂德”

或者贬斥，他们根本没有表现当时那动乱的社会状况的企图。

而作家根据了这种东西来写作，根据这种东西加以“缀饰”

或者“铺张”

，不但不会有什么精华开采出来，甚至还会开出毒蛇来的。

这位艾淦，就是宋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