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四解释与讽喻之间的张力（第6页）

郑振铎的《黄公俊之最后》（1934）与《王秀才的使命》（1936）两篇小说的对比就很有意思。

前一篇小说写投奔太平天国的湖南文人黄公俊的故事，他奉忠王李秀成之命试图联合曾国藩，结果被曾杀害。

后一篇小说写鸦片战争中王秀才等一干人自愿效劳英国鬼子，为的是换取一点“油水”

。

《黄公俊之最后》中，从顾炎武到章太炎的“夷夏之辨”

是小说的文化背景，黄公俊为了“兴复故国”

才反抗清廷，他对曾国藩所说的一番话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曾老先生，我们做了二百多年的臣仆，还不足够么？为主为奴，决在你老先生今日的意向！

你难道不明白我们汉族所受的是怎样不平等，不自由的待遇么？”

《王秀才的使命》中，王秀才开始还忧虑所做的事是“通敌”

，周茂林却说：“有奶便是娘，管他妈的敌不敌！”

阿林哥更是干脆：“什么敌不敌，妈的那皇上家还不是个番人？”

最后，王秀才想通了：“孔子是圣之时者：生今之世，必从今之道，三月无君，便遑遑然莫知适从。

我们既为世所弃，为何不自择所适呢？”

前一篇小说，黄公俊被描绘成一个视死如归的反清志士；后一篇小说，王秀才被刻画成一个卑鄙无耻的卖国小人。

这两个文人都背叛了清廷，却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原因就在于在满汉对立之外又加上了中外的对立。

而在主旨颇为传统的《黄公俊之最后》中主人公对清朝“不平等”

“不自由”

的斥责也透露出迥异于传统的现代观念。

[5]

（三）批评的错位

重写史乘，可以“解释”

，也可以“讽喻”

，或者兼具解释和讽喻两种功能。

当批评者各持己见，以不同的标准来要求重写史乘的小说时，争议就产生了。

围绕郑振铎《桂公塘》的一系列争论就由此而来。

《桂公塘》发表于1934年4月《文学》第2卷第4号《文学创作专号》，描写文天祥被元军扣留之后设法逃出的经历，同时以回溯的形式描绘了文天祥所处的历史氛围。

小说的前文本正是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

小说刚刚发表，就有人高声叫好。

1934年4月出版的《新垒》第3卷第4期，发表了署名马儿的评论文章《郭源新的〈桂公塘〉》。

文章称《桂公塘》是“满胸热血千行泪写成的作品”

，是“死寂腐臭的中国文艺园地”

里“一棵壮丽的花树”

。

不过，这叫好的声音却只能使郑振铎无可奈何，因为接下来文章就给《桂公塘》戴上了“真正的民族文艺，国家文艺”

的高帽子，借赞美《桂公塘》而攻击“普罗文艺的英雄们”

写的是“没有灵魂的傀儡文艺”

，嘲笑“提倡民族文艺的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