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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历史题材话剧中传统母题的重释与改写（第3页）

相比于一些记载曹操、武则天的历史著述，郭沫若剧作中的形象或许更接近历史本身，其思想品德及历史功绩的评价更符合于历史本真。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历史题材话剧并非历史记述的附庸，而是与历史记述具有相似的叙述与阐释功能。

不过它修补、校正历史记载中的虚妄不实，借助的是形象化的语言、情节。

在这一意义上，可以将历史题材改编话剧称为“重构历史的现实文本”

。

话剧作为叙事类艺术要借助情节推进发展，剧作能否设置合理的冲突、紧凑的情节决定着其成败。

而剧作之所以能吸引欣赏者，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观赏前不知道情节，观赏的乐趣就在于情节的开端、发展、**和结尾渐次展开。

这也意味着历史题材话剧在情节方面没有太多优势。

因为历史是公共资源，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基本上都为人熟知。

如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项羽泪别虞姬不肯过乌江、花木兰代父从军、王昭君远嫁匈奴，已经成为难以变更的固定情节，如果不是以新视角介入或采用新的叙述策略，那么在情节上谋求突破并不容易。

因此，现代剧作家改编的重心自然就移到了对情节及主题的思考上，着力于从历史中发现新的命意，提炼出新的题旨。

这与现代时期人的文化心态和历史意识紧密相关，渐渐形成了与元明清戏曲、小说不同的特点，并成为改编话剧的重点和新的走向。

现代文学时期历史复仇、爱情、兴亡类的改编剧作相对丰富，并形成了系列，且艺术水平较高。

下文将以三类改编话剧的现代阐释为例，探讨通过改写来变更传统主题的趋向。

[1]王独清：《貂蝉》，江南书店，1929。

顾仲彝：《今后的历史剧》，载《新月》，1928年第1卷第2期。

[2]周星：《对影视创作中名作改编问题的思考》，载《中州学刊》，2008（2）。

[3]戏曲研究所：《传统剧目改编研讨会综述》，载《文艺研究》，1994（6）。

[4]曾昭弘：《〈西厢记〉改编琐谈》，载《剧本》，1994（6）。

[5]廖奔：《关于名著改编》，载《文艺研究》，2001（2）。

[6]邹红：《如何对待名著的改编》，载《戏剧文学》，1998（2）。

[7]当时一些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参见顾仲彝的《今后的历史剧》（《新月》1928年1卷第2期）、邵荃麟的《两点意见》（《戏剧春秋》，1942年2卷第4期）、诸家（黄旬记录）的《历史剧问题座谈》（《戏剧春秋》，1942年2卷第4期）、郭沫若的《谈历史剧——在上海市立戏剧学校的演讲》（《文汇报》，1946年6月26日1版）等；还有一些剧作家在剧作序言中阐释对于史与剧关系的理解，如周贻白的《连环计·序》（世界书局，1945）、陈白尘的《历史与现实——史剧〈石达开〉代序》（《戏剧月报》，1943年第4期）、姚克的《清宫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夏衍的《历史剧所感》（《夏衍选集（第四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以及周靖波《中国现代戏剧序跋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所收录的相关序跋；当代一些研究者也曾对当时的论争有专门的研究，如邓齐平的《中国现代历史剧“史”

“剧”

争议评析》（《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1期）、孙书磊的《20世纪历史剧争论之检讨》（《南京师大学报》，2005年第3期）等。

[8]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剧问题争鸣相比现代文学时期更具针对性和学术性，且更为集中，如吴晗的《谈历史剧》（《文汇报》，1960-12-25）、《论历史剧》（《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再谈历史剧》（《文汇报》1961-5-3）、《并非争论的“争论”

》（《光明日报》，1962-4-28）、李希凡的《“史实”

和“虚构”

——漫谈历史剧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戏剧报》，1962年第2期）、《答吴晗同志——〈说争论〉读后》（《光明日报》，1962-4-7）、茅盾的《关于历史和历史剧》（《文学评论》，1961年第5-6期）、王子野的《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光明日报》，1962-5-8）、张真的《古为今用及其他》（《剧本》，1961年第1期）、张真的《论历史的具体性》（《剧本》，1961年第5、6期）、李纶的《有关历史剧的几点感想》（《剧本》，1961年第1期）、王季思的《多写写这样的历史故事戏》（《剧本》，1961年第2、3期）、戴不凡的《历史剧三题》（《红旗》，1962年第6期）、朱寨的《关于历史剧问题的争论》（《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朱寨的《再谈关于历史剧问题的争论》（《文学评论》1963年第2期）等。

[9]童庆炳：《“历史3”

——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载《人文杂志》，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