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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仇主题的现代阐释（第2页）

现代剧作家对于复仇题材的改编兴趣，大多出于对勇士豪杰的钦佩之情，为他们的舍弃生命、英勇赴死的精神感动。

此外，这类刺客戏中除聂政的故事外，刺杀本身都与国家的兴衰有密切关系。

联系当时中国积弱的境况与为外强凌辱的尴尬，“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

的勇士总是可以承载知识者的用心，并通过弘扬为国赴难的精神，激发人民爱国的热情，鼓舞人民反抗的勇气。

（二）复仇主题与民族大义

在历史本事的记载中，史学家最大的限制在于无法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无限阐释，并根据时代精神去发展、推衍其内在情节可能性的方面。

这种限制一方面保证了历史记载文本关于真实记录的经典地位，另一方面也抑制了历史阐释的进一步发挥。

而历史剧的优势却正可以弥补这种限制，与正史、野史的记录形成互补关系。

以现代的观念统合不同时期的正义观、伦理观、价值观，并延伸为戏剧史中的历史主义线索。

变异史实的改编理念在复仇剧改编中表现较为突出，剧作家通过调整复仇的英雄所处的关系，变更历史事件的主题指向，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事件的性质以及其意义。

聂政刺杀侠累之事记载于《战国策》。

这一事件，在历史记载中不过是由“睚眦之事”

引起而雇人刺杀的些微小事。

在《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严仲子与侠累的恩怨属于私人恩怨。

“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郤。

严仲子恐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

而聂政因为母亲健在的缘故一再辞谢，聂政母死，聂政接受严仲子的恳求，他对于严仲子与侠累之间的仇怨并不感兴趣，却感动于严仲子“奉黄金百溢”

[3]以求的重视，“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

[4]从历史记载来看，笔者意在表达聂政的侠士风范，承袭着中国历来所推崇的“士为知己者死”

的观念。

把历史事实改编为戏剧，这种文类间的转换在元代较为盛行，但在元杂剧中，这类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侠士复仇故事开始成为叙事的背景，在这种带着压抑的背景中，文本铺展着一种儒者的精神品格，其魅力不仅感动了亲人，如聂嫈，而且震动了原先的帮凶，如卫兵。

对于聂政刺杀侠累事件的改编，郭沫若侧重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其复仇后“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

，[5]以免连累别人的决绝和死难的勇气。

对于聂政之事，郭沫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兴趣，一是事件本身感动了郭沫若，二是借此事件可以生发出更多的隐喻意义，郭沫若希望通过这一事件去传递“历史的精神”

，“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

[6]变异事件内部的人物关系，从而使一件普通的刺杀事件转变为涉及国家兴亡的事件，并由此变更了事件的主题。

由个人恩怨的受人之托，变为基于国家的为大局计，这可以说是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改编的最大功效处。

但是郭沫若在改编中抛弃了《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关节点，提升了聂政复仇的内在动机，突出了聂政“愿以一己命，救彼苍生起”

的刺杀动机，主写聂政在母亲墓前的准备，希望通过刺杀侠累这一奸相，“用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

，[7]使睚眦之怨上升为忠奸之争。

在《棠棣之花》中，聂政是承载着民族国家大义的英雄，其人格魅力不在于对仇恨的宣泄，而在于对这种仇恨所原动力或根基的调整，使仇恨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链条中，成为摆脱了单纯个人间睚眦之恨的情绪；在事件的次第展开和人物的轮换登场中，成为表征社会情感与社会道德准则的审判之所。

而胡开瑜的《聂政》借鉴了郭沫若剧作中的核心思想，同样将聂政的刺杀定义为“为民除害”

。

聂政事件话剧改编的主题变异与郭沫若的主观思想观念有很大关联，更多地源于他的天才创造，也基于他对于历史以及历史剧的态度，使他在自由驾驭历史事件的同时，赋予事件更多的现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