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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兴亡主题的现代阐释（第5页）

他们依据各自兴趣，选取李秀成的不同生命的片断，展示其忠（有愚忠的成分），其勇，其智，其刚烈，其气概，及与天国共生死的决绝。

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截取的是洪秀全逼迫李秀成返京救驾一段，借由士兵之口，写出洪秀全的短视、李秀成的无奈，写出由盛转衰的蜕变中天朝内部人心浮动的状态。

而魏如晦的《洪宣娇》则选择了太平天国都城被最终攻陷的时刻。

通过洪宣娇移动的视角，写出危亡之时将士大臣的逃跑及恐惧，而以李秀成牺牲自我的表白衬托其忠勇，并用对比的手法描画王朝末期和败落时，洪秀全由骄横、刚愎到失望乃至绝望的变化。

而李秀成的叹息、死战与被俘在整个剧作中不仅是王朝覆灭的象征，更是为了希望牺牲生命的宣告。

李秀成是特定历史情境中悲剧英雄的代表，这类英雄及他们的悲情故事为历史点染出悲怆的色调。

但中国传统文化一般反对过度的欢乐和悲伤，因其可能对反思产生阻碍。

毕竟剧作者重述历史兴亡故事，不是为了让欣赏者慨叹而消沉，而是意在以兴亡的震撼力引发民众的省思，服务于内忧外患的中国。

为了契合时人的心态，以期激发人的心志，剧作家在改编时往往采用“曲终奏雅”

的方式，这一方式会在悲态中适当植入一些希望，抑制剧作中太过浓郁的哀伤，使欣赏者的郁结之气得以释放。

英雄的死亡和临终昂扬的、带着未来希望的呼吁，是极具震撼力和灵魂穿透力的，这种设计往往能够扫除因主人公失败或者惨烈的场景而形成的阴霾。

无论这种设计是取自史实还是出于虚构都不重要，甚至人物塑造、语言个性化方面也有诸多瑕疵，但因为死亡与希望形成的张力结构，使鬼魂代言、理想化描写、演讲式的宣言，都被吸纳到未来的梦想之都中来。

比如李自成和洪秀全，作为义军领袖他们犯了致命错误，导致了农民政权的覆灭、惨烈战争与大量的死亡，在很多剧作中他们的死亡是没落、败亡的表征。

但阿英在改编中则为他们的死亡赋予了新的含义，改变了以无希望的结局延续悲伤和无奈情绪的格局，而是或以激昂的语言展望未来，或以带着希望的呼吁宣传某种理念或精神，渲染悲伤中蕴藏的力量。

如洪秀全临终之际说：“即使这回失败了，朕还是能以深信，（大声）这大好的汉族河山，在五十年之内，只要我们再接再厉地干下去，一定仍然是为我们汉族所有！

我们的子孙，一定能承继我们的遗志，把鞑子妖打将出去！”

[5]而李秀成与洪宣娇话别时也喊出：“（激昂地）今天，今天就要过去了！

明天就要来了！

（重）好！

看明天的吧！”

[6]他们把革命的希望放置于未来，在激昂的语调中死亡，使这些失势的英雄重归反叛英雄的行列，他们为贫弱的民众代言，因其奋斗不息的精神依然居于领袖的位置。

这类话语融入到整部剧作**、昂扬的话语流中，透着希望，透着对民众觉醒和未来民族力量联合的期待。

以光明的尾巴把凄婉悲愤转化为壮烈慷慨，具有很强的宣传性和鼓动性。

这使得这类兴亡剧既带慷慨悲歌之沉郁，更有昂扬奋争之勇力。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积弱已久的中国时时经受着外侮和内乱，而当时的剧作家在无奈中时时搬演传统民族兴亡和国家兴衰的事件，虽然意在警醒政府和民众，充满着热情和力量，但在哀伤历史的同时也慨叹风雨飘摇的中国。

国乱频生，民生多艰，剧作家无论带着何种希望改编历史，都时时不忘将民众置于潜隐的题旨中，并以此作为吁请政党和政府建构民主、自由国家的轴心。

[1]周彦：《桃花扇》，上海，建国书店，1946（上海初版），第3页。

[2]葛一虹：《中国话剧通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第156页。

[3]罗尔纲：《关于李秀成写自传问题》，见苑书义、林言椒：《太平天国人物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87，第470～485页。

[4]罗尔纲：《一条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见苑书义、林言椒：《太平天国人物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87，第500～506页。

[5]魏如晦：《洪宣娇》，滕县，国民书店，1941，第92页。

[6]魏如晦：《洪宣娇》，滕县，国民书店，1941，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