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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兴亡主题的现代阐释（第4页）

而杀李岩成为大顺王朝覆灭的导火索，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刘宗敏率部出走，牛金星叛变，军队凝聚力丧失，民众对义军怨声载道。

而太平天国剧则着力刻画政权转衰的天京事变，如陈白尘的《石达开的末路》、魏如晦（阿英）的《洪宣娇》、阳翰生的《天国春秋》，写洪秀全的帝王意识、韦昌辉或杨秀清的骄横、诸王的分裂、士兵的哗变。

而《李秀成之死》《忠王李秀成》则写太平天国政权最后的覆灭。

这里灭亡的主因已经不再是外敌入侵与投敌卖国，或者奸佞当道，或者力量上的悬殊，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农民义军初掌政权时，无法正确处理内讧，无法遏制内部的堕落等。

如论功行赏的争执，对权势的渴望与对金钱、女色的贪欲，嫉妒、报复、刚愎、意气用事等造成的义军内部的分化。

《洪宣娇》虽然由封王写起，其中不乏政权盛期的欢腾之象，但其意却是比衬衰败时的凄凉。

农民政权上层王侯间的争斗不仅动摇了士气，而且导致了军事上的整体溃败。

由之而生的哀叹不仅带着惋惜的色彩，而且带有憎恶的意味。

现代剧作从多个角度审视不同政权的兴亡成败，扩展丰富了剧作的内涵，深化了兴亡的题旨。

剧作的重心由叙事转向达意，复现纷扰芜杂的历史场景，凸显失败的历史记忆。

历史的故事层面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退至远景，而意义层面的关于兴亡的深度反思则得以凸显。

（三）悲剧英雄与曲终奏雅

现代兴亡剧继承了传统艺术中以人物写兴亡的写法，但兴趣点由讲故事转化为写人物。

在人物性格、事件演进脉络的处理上凸显历史人物而非历史事件，开掘蕴含于历史事件中的人格魅力就成为延伸悲剧内涵、增强悲剧感染力的着力点。

但现代剧作者们更注重将历史人物的悲怆置于社会史观中省察。

如在塑造范蠡的牺牲儿女私情、岳飞的愚忠、李香君的节烈、侯方域的懦弱等之外，还通过历史情境的复现和相关历史关系的建构，反思人物的历史局限性或特定历史条件中的反抗价值。

相比对于传统朝代兴亡的重述，剧作者对农民起义政权的书写更能见出变化。

在以李自成、洪秀全为核心的农民政权剧中，个体作为兴亡之变的承载者和象喻符号，诠释了农民政权走向颓败的历史必然。

因此，如李自成、李岩、洪秀全、洪宣娇、石达开等悲剧英雄区别于岳飞、梁红玉、文天祥、史可法等，后者守护千疮百孔的旧政权，而前者则是守护刚刚开创的新政权。

虽然剧作都凸显了他们的性格、行为及结局充盈着悲伤、无奈，甚至是哀叹的情感，但这些农民义军的英雄还承载着更多的含义，他们努力建构的梦想之都的坍塌和覆灭，所埋葬的绝不仅仅是农民起义军的尸体，而是多年的精神希冀。

他们的悲剧表征的是群体的失败和信仰的受挫。

而在这一系列人物中，李秀成无疑最具代表性。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运动中受争议最大的一位。

他是太平天国的忠王，被俘后却写了《李秀成自述》。

据此有学者认为他有投降的意图，而反对者则指出《李秀成自述》被曾国藩篡改，以造成李秀成投降的假象，瓦解残存的义军。

还有论者则推测李秀成运用的是缓兵之计，先保住性命后图大业。

如罗尔纲认为李秀成是学三国时的姜维。

“姜维伪降钟会这一个故事给他的影响自然更加深重，这个故事给他以一种封建道德的教训：一个身为国家柱石的人物，遇到国**虏，然而事尚有可为的时候，一死了之，是无补于事的，应该打定主意筹谋出怎样去应付非常之变的策略。

只要目的在于复国，‘伪降’乃是用‘权’应‘变’的手段，是无伤大节的。”

[3]这一观点也为曾国藩的后人认可。

[4]这段历史悬案，从侧面显示出亡国之将的诸多尴尬，其忠勇因清廷的操纵而变得可疑甚至可鄙。

现代剧作家并不在投降问题上施展想象，而主要刻画其勇力护国的悲壮及令人钦佩的忠肝义胆，其中也有感其境遇，叹其不幸的用心。

当时写李秀成事迹的剧作既有以他为主要人物的：阳翰笙的四幕剧《李秀成之死》、欧阳予倩的五幕六场剧《忠王李秀成》，还有以他为次要人物的：魏如晦（阿英）的五幕剧《洪宣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