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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现代视界与传统魅惑重读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第3页）

又是否露出了些许凡夫俗子的“马脚”

？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指出：“一桩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

编组故事不应用不合情理的事件——情节中最好没有此类内容，即便有了，也要放在布局之外。”

[5]亚里士多德的告诫直到今天仍然是那么令人信服。

不过，仅仅指出《屈原》情节设置的“不合情理”

并非本文的目的。

相对于《屈原》的艺术成就，它的这一缺陷毕竟瑕不掩瑜，笔者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屈原》包含了哪些光彩夺目的“瑜”

，使得人们忘记或对其中的瑕疵视而不见？抛开具体的社会历史因素不谈，笔者认为《屈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家对中国普通民众传统审美心理的谙熟与把握。

作家不仅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借着“古人的皮毛”

喊出了时代的强音，而且巧妙地将“爱国”

“革命”

“抗日”

等最具“现代性”

的宏大历史叙事与深藏在民间的古老文化传统、特别是传统戏曲的审美心理定势融为一体。

但在传统文化观念的过多“魅惑”

下，郭沫若注视古老历史的“现代”

目光有时不免显得犹疑而苍茫，下面笔者分别论述之。

[1]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载《人民文学》，1978（7）。

[2]郭沫若：《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见《郭沫若全集》，第6卷，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404页。

[3]作家可能也觉得这样的情节设置太过离奇，于是在第四幕中让目睹南后“丑行”

的那位钓者解释说：“其实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当场问一下便可以明了的。

但我们的国王在盛怒之下，全然不想问问我们当场的人——当场的人并不少，我们跳神的是十个，还有唱歌的和奏乐的。”

这样的解释显然非常牵强。

[4]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12页。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