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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悲情中的忠奸对立（第3页）

无论是岳飞与杨家将的浩气长存，还是黑包公的刚直不阿、秦香莲的凄切哀怨，其实都离不开那一个个站在他们身后的奸佞小人；中国人民津津乐道、代代相传的，始终就是这类善与恶、忠与奸之间泾渭分明、彼此对立的故事与传说。

“忠奸之争加上因果报应，可以粗略地画描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政治心理。”

[5]虽然随着西方科学理性思想的输入，现代中国社会已扬弃了被视为“封建迷信”

的因果报应观念，但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定势的“忠奸之争”

与“忠奸对立”

，依然沉淀在现代国人的心灵深处，甚至通过影视戏曲等审美艺术手段反复加以强化。

历史悲情与“忠奸对立”

的融合，则是“奸佞误国”

的思维方式与经典叙事。

中国历史上的异族入侵、改朝换代、国破家亡等“沉痛的历史教训”

，最终都可纳入到“忠奸之争”

的故事传说中广泛流传。

甚至在一些人心中，倘若没有秦桧等奸佞小人的诡计与陷害，凭我神勇无畏的“岳家军”

足可扫平辽金大地；而在孔尚任笔下，南明江山的覆灭则归咎于阮大铖、马士英等奸臣的祸害，“一部《桃花扇》，实际上就是一场南明忠奸斗争史。”

[6]近代中国的衰弱与屈辱也被很多人断定：问题就出在慈禧、曾国藩、李鸿章一类“汉奸卖国贼”

身上。

——可见奸佞当道、忠良被害、仁人志士报国无门一类的历史叙事，永远能成为每个时代“融会古今”

的契合点。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不惊叹于郭沫若对社会大众审美心理的谙熟。

而当“小人”

与女子融为一体时，中国传统文艺的另一类经典叙事——“后妃误国”

也就水到渠成般地产生了。

鲁迅先生曾通过《阿Q正传》戏言道：“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

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

[7]《屈原》无疑为这一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位妲己式的人物——南后。

而当南后与屈原分别代表了“奸佞”

与“忠良”

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与道德原则时，“忠良被害”

与“后妃（奸佞）祸国”

的故事原型必然再度成为人们的“文化心理期待”

。

[1]刘彦君：《栏杆拍遍——古代剧作家心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第170页。

[2]郭沫若：《序我的诗》，见《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第213页。

[3]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见《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357页。

[4]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第178页。

[5]王宏维：《命定与抗争——中国古典悲剧及悲剧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第217页。

[6]刘彦君：《栏杆拍遍——古代剧作家心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第174页。

[7]鲁迅：《阿Q正传》，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