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二历史悲情中的忠奸对立（第2页）

是一个多么自然的转换。

正是通过这样的转换，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楚之争与20世纪的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间，建立起了互通互喻的对应关系；怀王、南后与屈原之间的政见分歧，也就自然地被比附为抗战时期“卖国”

与“爱国”

的“路线斗争”

了。

不过古人抒发的“黍离之悲”

与兴亡之叹，常常是悲戚凄惨、无可奈何的哀鸣，历史的无常与人生的无奈，使得古代文人们难免萌发一种虚无幻灭之感；而《屈原》所表达的，则是充满阳刚之气的愤怒与抗争。

这一情感内蕴的本质分野，不仅与战争时期的特殊社会处境紧密相关，因为越是在那样一个侵略与反侵略的血与火的年代，越需要弘扬一种男性英雄主义气概，鼓励人们同仇敌忾、奋勇杀敌，而且也是现代文学的思想特质所决定的。

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曾认为1917年至1949年之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个既迥异于西方文学，又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乃至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文学”

的显著特点，那就是“作品所表现出的道义上的使命感，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

。

[3]李欧梵则将这一“感时忧国”

的精神解释为中国现代作家追求“现代性”

的具体表现，并进一步发挥说，这种“感时忧国”

的精神绝非“来自精神上或艺术上的考虑”

，而是出自对“社会—政治产生的极其强烈的痛苦感受”

，因而现代文学便成为“表达社会不满的一种载体”

，更多地表现出“对作家所面临的政治环境采取的一种批判精神”

。

[4]以这样的观点对《屈原》略加考察，会发现它不仅完全符合“感时忧国”

的时代精神，而且显示了作家对自己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的尖锐批判。

而当我们深入到《屈原》的叙事内核，则会轻易见到其中包裹着的“忠奸对立”

的古老原型。

《屈原》中的几乎所有人物都可分列为正确与错误、忠良与奸佞、“爱国”

与“卖国”

、进步与“反动”

两大阵营。

以屈原为首，包括婵娟、“钓者”

河伯、渔父等人所代表的“忠良”

一方，与南后、怀王、张仪、靳尚等人代表的“奸佞集团”

之间展开的，是一场激烈但不复杂的生死搏斗。

至于宋玉这样一名小知识分子，虽然不时摇摆于两大阵营之间，但在斗争激烈的关键时刻，他就会倒向“反动”

阵营中去的。

——应当承认，此种“忠奸对立”

“善恶分明”

的叙事模式可以迅速制造出强烈的戏剧效果，并激起广大观众的深切共鸣。

要知道中国历朝历代的普通民众最容易被吸引与被感动的，而且几千年来一直在戏曲舞台上演并历久不衰的，恰恰就是这种“忠奸对立”

“善恶分明”

的情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