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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冷峻的历史反思 巴金小说中的法国大革命（第2页）

——把他们都送上断头台。”

疾病中的马拉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斗志。

马拉从容坚定、宽容仁厚的人格，在他被刺杀后平静地死去的短暂瞬间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作家通过女杀手哥代的眼睛，对马拉去世后的表情作了这样的特写：“这张脸平静地垂在澡盆边上，嘴微微张开，发出轻微的叹息。

衰老憔悴的脸上并没有痛苦和愤怒的表情，仿佛只有感谢的微笑留在那里。”

小说中马拉的崇高人格甚至感动了女杀手哥代，她觉得“从没有看见过比这更温和、更仁爱、更美丽的脸”

。

以至于哥代“充满悔恨地捧着死人的头哭叫”

。

——这当然带上了明显的“革命的罗曼蒂克”

，而且与历史的真实情景不相符合，但巴金为自己的艺术虚构辩护说：“我相信她在七月十五日上断头台时一定会明白她的错误。”

[3]

另一篇小说《丹东的悲哀》不仅表现了丹东过于自负、优柔寡断的性格缺陷，揭示了他无法跟上革命形势，与普通群众渐行渐远的悲哀，更详细地描述了他被罗伯斯庇尔所害的历史悲剧。

在作家笔下，丹东之所以落得如此结局，最主要的是他的个性所致。

我们看到，即使危险已经十分逼近了，丹东还是那么自负：“革命裁判所是我创造的。

公安委员会是我统治过的。

共和国是我造成的。

在法国没有人敢逮捕丹东！”

然而正是这种自大与自负，以及不应有的麻痹大意，才使他一再错失良机。

他身边的朋友及追随者们多次劝他向罗伯斯庇尔“先发制人”

，丹东却优柔寡断、摇摆不定，最后甚至被革命敌人所利用，而他却无能为力。

丹东的悲哀，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法国大革命的悲哀？当手握权力、自以为最“革命”

的“革命者”

把他们昔日的同志、革命的先行者也当成“反革命”

肆意屠杀的时候，这样的“革命”

也就走向了末路。

相对而言，巴金对罗伯斯庇尔的抨击要严厉许多。

他通过小说《罗伯斯庇尔的秘密》，对这样一位“严厉的，公正的，不腐败的，意志力坚强到极点”

的“正人君子”

给予了严厉的谴责和嘲讽：“他已经在二千七百多个人的处刑单上签过名了，这二千七百人的生命并不曾引起他的怜悯。”

法国人民愤怒地抗议说：“我们需要的是面包，你却拿人头来喂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