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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爱传奇里的感时忧国（第2页）

“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

的作品，同时拉拢所谓的“御用文人”

创作有利于他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

的作品。

在这样的“蚕食”

政策之下，大批的进步书籍被焚毁，进步刊物和书店被封查，爱国文人被监禁和杀害，这都给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伤害。

尽管因家事所累，谭正璧不得不滞留上海，但作为一名有民族气节的学者，他坚决不向反动统治妥协，甘愿“潜隐”

起来。

当然，文化名人的“潜隐”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日伪的压制和迫害之下，他的生活日益陷入窘境，他的妻子因忧成疯，一个儿子因断乳而饿死，两个孩子因无力抚养而让人领养，他自己也身患各种疾病。

他的妻子蒋慧频本是他的学生，两人于1928年结婚，婚后夫唱妇随感情甚笃，妻子是他学术研究的得力助手；对于儿女的生离死别，更令人痛苦无比，他曾写过《哭一个无知的灵魂》《送婴篇》等文章表达自己的悲愤。

[2]这种莫大的悲哀和伤痛一直折磨着谭正璧的灵魂和肉体，直到晚年谈起这些事情时他还心痛不已。

不愿妥协却又无以为生，真的是到了“走投无路”

的困境，那么赚取稿费以卖文为生，也就成了他唯一的生活出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忍气吞声、腼颜握管者，地非首阳，无薇可采，与其饿死，不如赖是以苟延残喘”

，“各书局皆停止收稿，而一介书生，又无从改业，不得已，开始为各定期刊物写些十多年不专门写作的文艺作品”

。

面对着家亡与国破的现实处境，他的心情又岂止是悲哀和伤痛能够形容的。

“赖是苟延残喘”

的他，在政治不能谈，也无甚可谈的情况下，饮食男女、风花雪月、声色犬马自然成了最方便的精神避难所，以此来安慰被扰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

他笔下的爱情几乎都以悲剧告终，也可谓谭正璧内心苦涩的投影。

谭正璧在创作中把目光转向遥远的历史，这既是他在巨大生活压力下采取的生存之道，也隐含着他对殖民当局和现实处境的强烈不满与愤懑。

在《琵琶弦·题记》中，谭正璧这样回忆说：“在上海完全成为不自由土地以来的四年中，我为了生活，曾经写过许多别的文人所不愿写的文章，其中十九都和历史有关，有论文，有小说，也有剧本。

在尽可能范围内，我始终抱着两个主旨：一是借题来灌输抗争意识；一是借事来暴露敌伪丑恶。”

这几句话就明确地表明了谭正璧的部分历史小说创作的主旨。

他的历史小说就是根据那个时代的种种现实有感而发，有对民间正义精神的张扬，有对战争的批判，也有对家国危难的忧虑，体现了作者心忧天下的文人情怀。

其中，有些小说取材于历史上政治性较强的事件，更能表现出谭正璧的政治倾向，如《孟津渡》《还乡记》《楚炬》。

打着讨伐暴君旗号的姬发和姜尚不过是想自己做皇帝罢了，而所谓的“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