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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学视角与比附思维（第3页）

判作了孔子之罪、儒家之罪。

历史进化论也好，阶级观念也好，这些无不来自西学。

可以看到，在试图“洗去”

孔子身上“传统的油彩”

之后，重写者却不由自主地戴上了西学“眼镜”

来审视曾经的“圣人”

。

有了西学的“眼镜”

，20世纪的作家笔下的先秦诸子就有了不一样的面貌。

以外来的眼光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文化转型时期文人学者着意要做的事，这样的学术理念和文化观念也是顺应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

在重写诸子的小说中可以见到西学眼光，自然可以算得不同文化间相互比较的实践，但践行得精微与否却不一致。

将孔子比附“布尔乔亚”

，将批评孔子的隐士比附“普罗者”

，这样的重写不但不精微，简直失于粗疏，借用郭沫若的话来说，这种重写就是通过“凸凹镜”

来看孔子[5]。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79页。

[2]接受历史进化论的知识分子，也有的将孔子之“道”

看作适应了他的时代的有价值的东西，认可孔子是他的时代的哲人和伟人，但认为其思想不再适合现今的时代。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中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

……无如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何也！”

宋庆龄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中的论述也很具代表性。

她认为，“作为一个改良家，孔子扮演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角色。

他为封建社会创造了礼教。”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孔子的伦理体系已经堕落成为纯粹的繁文缛节，同时，他的学说束缚了学者们的智能，限制了学问的范围，并且使大众陷于愚昧。”

[3]萧公权：《孔子》，见《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1·孔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321页。

[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延安，新华书店出版，1941～1942年，这里转引自《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1·孔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302页。

在1949年的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把上述表述修改为：“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下一层，当他求仕干禄向上看时，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当他穷困不得志向下看时，表现出同情庶民的进步思想。

士看上时多，看下时少，因此士阶层思想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妥协性多于反抗性。”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1版，1964年第4版，第201～202页）

[5]郭沫若：《儒家精神之复活者王阳明》，见郭沫若《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9，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