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三西学视角与比附思维（第2页）

》（1944）中写道，隐士兼狂人桀溺将孔子所持之道视为拘泥于先王之道，由于历史环境已经改变，道自然行不通。

桀溺对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不以为然，“随你走到哪里，天下乌鸦一般黑，不从远的和大的地方想办法，要来改变世界，这能行吗？”

后来孔子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点，他感慨：“天下无道久矣，我过去的办法行不通，别人也不会宗信。”

这种将孔子之“道”

视为注定被淘汰的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教条的观点[2]，正为许多接受历史进化论的知识分子所持有。

萧公权就将孔子的失败主要归于历史环境的限制。

他承认孔子陈义很高，但指出就连孔子弟子中也很少能够力行的人。

孔子是君子儒，不是小人儒，可是，“孔子所欲改善保持之封建天下，卒迅速崩溃以去，则君子儒不能与游说功利之士争胜，亦势所必至也”

。

[3]

如果说在情感上，《凤兮，凤兮！

》中“孔子之道不行”

的感叹接近萧公权对孔子“君子儒”

的评价和惋惜，那么在观念层面，《凤兮，凤兮！

》中对于孔子之道的评价更接近范文澜的观点。

范文澜这样描绘孔子的烦恼矛盾：“想维持旧统治者的地位，可是正在摇摇欲坠；想反对世卿大臣，可是他们仍有实际权力；想做大官，可是被贵族压抑；想安贫贱，可是委屈了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

[4]这正好可以与《凤兮，凤兮！

》选择重述的情节对应来看。

小说中，孔子尊鲁君，而鲁国的大权掌握在季叔孟三家；孔子要明纲常，劝鲁君攻打弑君的齐国陈恒，可是当权的季氏却不同意；在“危邦不居”

的信条下离开鲁国，他仍然希图在其他诸侯国宣扬自己的“道”

，实现从政的愿望。

荆有麟《孔子去楚的途中》（1933）将孔子比作“布尔乔亚”

，称之为统治者的“帮闲”

，把骂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的老者当作“普罗者”

。

小说讽喻的意味十足，将孔子划归贵族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十分明显。

将孔子视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这是接受阶级观念的知识分子批孔的着眼点。

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孔子之道，果为何物？”

接着，他在文中作了如下回答：“愚以为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且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

“此等别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之所无。”

在此，陈独秀十分鲜明地将“阶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