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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孔子重写中的道德含混性（第9页）

以后》）。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的话，那些“新道德”

标准其实往往不脱“旧道德”

的窠臼。

不尊重女性也好，“帮闲”

也好，心口不一、走裙带关系也好，这些在现代的道德体系中被否定的价值观念，在旧道德体系中也不被认可。

看起来很新的批评，其实并不那么新。

如前所述，正面描绘孔子的小说，往往肯定“孔子之人”

却否认“孔子之道”

。

不过，如果小说在道德感上倾向于孔子，那么，我们似乎不能断然宣称小说中孔子人格与孔子之道是割裂的，或宣称小说的感情倾向与理智判断是割裂的。

既然道德感一方面关涉到情感；一方面也关涉到理智，那么，我们只能说，小说在这里呈现出道德的含混性。

在中国文化中，道德是和人的认知与情感两方面都紧密联系的，道德也是和人格的完整性相统一的。

在文化转型的时代里，旧的文化观念被反思、批判，旧的道德观念被重新评估。

然而，和认知层面的进化论、妇女观、阶级论等可以直接“拿来”

的观念不同，涉及情感层面的道德观念的重新整合更为复杂。

新的道德开始被接受，但旧的道德依旧盘踞难去，文化转型期的道德必然是含混的。

试图抨击孔子代表的传统文化之缺失的小说，依然要从传统中的异类文本寻找证据（郭沫若《孔夫子吃饭》、谭正璧《采桑娘》）；企图批评孔子私德的小说，依然拿孔子以降的儒家道德观念来评骘（非厂《“子见南子”

以后》）；力图将孔子之道与孔子人格分裂开来的小说，道德感上则显现出难以避免的含混性（冯至《仲尼之将丧》《伯牛有疾》、陈子展《楚狂与孔子》、曹聚仁《孔老夫子》、廖沫沙《凤兮，凤兮！

》）。

固然，作家们都和曹聚仁一样，想还孔子“一个通体轻快”

，然而，他们重写孔子，必然和思想界对孔子的评价一样，都将清晰化、客观化——比如将孔子人格与孔子之道区分开来——当作目标，但却回避不了道德含混性的存在。

不仅如此，小说文体也更能够契合道德含混性的表达，因此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思想感情意味。

重写孔子的小说，呼应了当时思想文化界对传统文化、对儒家圣人孔子的观念，同时，也以一种能够承载含混性的文体更加突出了文化转型期理解孔子、重释孔子的多层面的复杂状况。

[1]守常（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日刊，1917（2）。

[2]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328页。

[3]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载《正风》，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5（1）。

[4]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载《实报·星期偶感》，1937（5）。

[5]钱穆：《论语新解》，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478页。

[6]知堂：《论语小记》，载《水星》月刊，第1卷第4期，1935（1）。

[7]李大钊：《新的！

旧的！

》，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5）。

[8]〔美〕约瑟夫·阿·列文森（JosephR.Levenson）：《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刘丽、姜铁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