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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孔子重写中的道德含混性（第8页）

重写中“凤兮之歌”

的一再出现，使文本增添了不少悲凉之气。

小说中孔子之道难行于世，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读来，恰如传统文化仿佛已难以在20世纪继续立足。

的确，对于孔子、对于《论语》，现代知识分子有一种复杂难言的感触。

周作人在谈到自己读《论语》的心得时，曾引述了《微子篇》记鲁国乐师离开鲁国后不同去向的一段话，称之为“一章很特别的文章”

。

“特别”

在那里呢？钱穆评述《微子篇》中这段文字：“此章记鲁衰，乐官四散，逾河蹈海以去，云天苍凉，斯人寥落。

……记此八人，亦所以追思孔子也。”

[5]当时的文化重点在“礼乐”

，乐官四散当然就是“礼崩乐摧”

的景象。

周作人接着果然写到了上述文字给人的“悲凉”

印象：“我在小时候读《论语》读到这一章，很感到一种悲凉之气，仿佛是大观园末期，贾母死后，一班女人都风流云散了的样子。

这回重读，仍旧有那么样的一种印象”

。

[6]孔子在世之时就有楚狂为之叹息，唱出“凤兮之歌”

；而在多少世纪之后的中国，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来的民主与科学观念的挑战下渐呈式微之势。

新文化人面对孔子这样的原典人物，内心可谓五味杂陈。

“悲凉之气”

“风流云散”

，确乎如此，以孔子为象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初正面临着一种“韶华不再”

“秋扇当捐”

的境遇。

现代知识分子大都接受了新的价值观、世界观，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或儒学，但是，他们在此文化中成长所形成的感情血脉是难以斩断的，即使持一种外在标准来批判固有文化，在情感上他们依旧对其保有同情和依恋。

这似乎是一种矛盾。

正如李大钊所说：“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

……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起，分立对抗的生活。”

[7]美国汉学家列文森（JosephR.Levenson）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曾提出类似的“理智-情感”

两分的观点。

他认为，在19世纪90年代，梁启超理智上已经疏远了中国传统，而情感上仍然依恋着中国传统[8]。

可以说，梁启超身上就呈现出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情感与理智的矛盾。

情感与理智的矛盾是存在的，不过，问题似乎还不止于此。

审视重写孔子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小说道德上的含混性，这仅仅用“情感与理智的矛盾”

来解释是不够的。

重写的小说中对孔子有正反两种评价，不管是哪种评价，小说都呈现出道德批评的倾向。

负面评价孔子的小说，大多以“新道德”

作为衡量标准，比如批评孔子不尊重女性（谭正璧《采桑娘》），抨击孔子是贵族的“帮闲”

（荆有麟《孔子去楚的途中》），批评孔子心口不一（王独清《子畏于匡》、郭沫若《孔夫子吃饭》），批评孔子想走捷径疏通国君（非厂《“子见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