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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孔子重写中的道德含混性（第7页）

他的《孔子平议》用一个“平”

字，既突出了客观评价孔子的“公平”

态度，也显现出“平视”

孔子的新的眼光。

在这篇开风气之先的文章中，易白沙就明确地将真正的孔子和被利用的傀儡区别开来，他在文章结尾十分痛惜地写道：“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不料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惜哉！”

同样的，李大钊也清楚地表明新文化反对的是偶像的权威，而非孔子本身：“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1]新文化运动具有反传统的色彩，喊出了“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要“打倒”

的是“孔家店”

，而不是孔子本人。

在新文化人眼中，后人拿孔子做了傀儡、偶像，利用了孔子，真正为害的是利用他的人，而不是孔子本人。

重写孔子的小说中，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彼时国民政府正大力提倡“尊孔读经”

。

鲁迅等许多知识分子也纷纷批评这股“复古”

风。

鲁迅犀利地指出孔子一向被权势所利用的事实：“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2]针对孔子被人利用这一点，政治、思想倾向不同的张东荪和鲁迅在观点上也极为相似：“可以说自孔子死后，凡是推崇孔子的都是要利用孔子的。

利用孔子的人们做了无数的罪恶，却不被人发现，只是一概写在孔子的账上。”

[3]

不过，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对“孔子评价”

问题的探讨，并不仅限于批评时政，还有着更多的文化担当。

应该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积，知识分子开始对五四时期激烈的“非孔”

倾向有所反思。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张申府在20世纪30年代重新校正了新文化运动对于孔子的基本态度，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的口号。

[4]“打倒孔家店”

，是将偶像化的孔子从权威的宝座上拉下来；“救出孔夫子”

，则是试图将后人涂在孔子脸上的“种种的白粉”

抹去，呈现孔子真正的面目。

当然，“救出孔夫子”

的口号之所以能够在此刻提出，和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往往区分“孔子之道”

与“孔子人格”

的思考模式也有着内在一致性。

反观“子见南子”

“凤兮之歌”

“甚矣吾衰也”

“伯牛有疾”

这些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情节，记录着孔子一次次的失意和叹息，昭示着孔子之道不能行于天下，同时也流露出现代作家对其人格的肯定和对其境遇的惋惜。